第十六章 国家调整……

国家调整 新经济策略

六合农民 来安徽谋生

新年过后，大家很自觉地到一起生产，各个小队都运行起来了。董庄小队的董正玉把各家各户的犁、耙、水车集中起来，估算了价格，算是买的；由于没有现钱，要到年终分配时才能给钱。

现在的集体生产，叫做“队包产”，又叫做生产队。就是以小队包产，以小队进行生产。怎么搞法，赵恒顺去年已经搞过一年。不像大跃进，只强迫劳动，不计算报酬；而是按照出勤时间计算工分，年终按照工分计算劳动报酬。大家都说这和原来的自发社○1差不多。为了取得劳动报酬，大家对工分都重视起来，虽然出不出勤没有人过份强迫，然而却成了各人的自觉行动。一般情况，人们都舍不得歇工。每劳动一天后，晚上都聚在一起，根据劳动时间，认真地把工分记录下来。

工分的记法，也有了定规，男成人劳动力从清早到太阳落山，是十分工；具体是：一个早上一分，上午四分，下午五分工。时间不足的，按照少的折工。成人女的，因为都有家务，早上一般不出工，每天五分工。个别没有家务的，早上也出工的话，则加五厘。时间不够的也比照男劳动力一样折工。因为大家都是才从单干户过渡到小队里来的，人人爱着面子，生怕别人说自己没有能为，在集体沾了大家的光。于是，做活还算尽力。

三年的“大跃进”，东圩的农民到了现在才算转了点头；可是，国家的经济却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海市蜃楼一样的大跃进虚幻经济，拿不出真实东西来，现出了粮荒财净的原形。原来，国家自从把人口分成了“农业、非农业”以后，对非农业人口就一直按照“计划”保证着供应。对“上了册子”的“国家的人”，即国家干部、工人、城镇非农业都实行着“计划供应制度”，他们的生活资料由国家按照既定的数量供给。虽然数量很少，国家却也要拿出真实东西来兑现。可是到了现在，仅有着计划，却无物资来源，具体办事人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无法兑现“计划”了。这样一来，供给物资，特别是粮食无法供给。毛主席深有体会地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于是，国家领导人着实“慌”了起来。不过，他们不肯说这是大跃进的严重后果，而是说“国家遭受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国民经济到了极度困难的时期”。

大都市里没有粮食供应了。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2，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运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

从哪里能“突击赶运粮食去接济”呢？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要知道，粮食紧张决非是某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都非常紧张！这样的突击“赶运”，一般人无能为力，只得由中共中央下命令了！

国家领导人知道，为了解决这样的紧张尴尬局面，只有大力减轻国家计划经济负担。同年“九月三十日，中央批转了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定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组《关于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报告中首次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根据“八字方针”，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陈云在会上指出：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只有这样，才能“稳定大局，并且保证农业上去。”也就是说，这几年农业已经跌入了低谷，必须要及时的把农业，特别是粮食抓上来！这个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2年2月21至22日，陈云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的会议上，做了《目前财政工作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要求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以减少国家计划经济负担。1962年9月24至27日，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全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为了粮食，中央竟然号召全党全民都要抓农业了！同时国家采取了大量减少吃供给粮食、拿国家钱的措施，一定要切实减轻国家计划经济的负担。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央专门成立了“精简小组”和“瓜菜代小组”，精简大跃进以来突击增加的工人和城镇人口数量、用瓜菜代替主粮，周恩来亲自担任着“瓜菜代小组组长”。在节约主粮的同时，原计划在一亿二千九百万的城镇人口中，两、三年内减少二千万以上。事实上，经过了大刀阔斧的精简后，1963年“精简小组”在《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的意见报告》中说，从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了一千八百万，城镇人口减少了二千六百万，吃商品粮的人数减少了两千八百万。加上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国家计划的粮食和财政总算走出了极端的困境。从此，国家加强了农业人口转成非农业人口的控制，农业与非农业的界限更加森严起来；为了确保对非农业的计划物资供应，加大了农业对国家的“贡献”。而大呼隆的农业生产，效率十分低下，还得确保完成国家下达的指标任务，于是，农业、非农业的鸿沟益发加剧。

繁昌县在大跃进中办了许多工厂。这些工厂的工人，吃着国家配给的口粮，拿着固定工资，享受着国家工人和非农业人口的待遇，过着“三八制”的作息生活，有着比农民优越许多的条件。可是这一回却都被“一刀切”地精简了。董成乐的大哥董成余夫妻俩共产风外出时，双双在县办的钢铁厂做了正式职工；赵恒发的外甥女三拉子夫妻，在繁昌县石材厂当了工人，还有许多像他们这样的人，都回家做了农民。

鲁小华是去年私自从县陶瓷厂“跑”回来的，只做了一年单干户的田，就又搞集体了。当搞集体时，他非常懊悔当初的行动。当得到他所在的工厂被完全撤销的消息后，感慨很深。竟然愤愤不平地说：“我六一年就是不回来的话，现在也做不成工人了。现在的政策是龙生龙子，虎生豹儿。人生在世，就靠出世的时候一跤掼。掼到了街上，就能享一生世的轻巧福；掼到了农村来，就只好乖乖的劳累了。”见到了这样的情况后，他的懊悔之心也收了起来。

三拉子回到家来，将家务事料理妥当后，特别到赵恒发家来看望韩妹妮。韩妹妮为寻找三牌，在她的石材厂住过，知道他们的情况。韩妹妮说：“你们年纪轻轻，能在石材厂干有多好啊？吃饭不愁，到月钱就来了，回来干什么呢？”三拉子叹着气，说：“我们哪里想回来呢？国家政策要大抓农业，把大跃进中办的厂都解散掉了。有的厂虽然还在，凡是农村去的工人，也都被遣散回家了。那石材厂全部解散了，我们还能做什么工人呢？”三拉子说的没错，而东圩人只在村里做田，哪晓得世上这些事呢？

大跃进中办的厂矿企业，为数不少，都经过了关、停、并、转的处理。少数没有处理掉的，它的职员，前身只要是农民，都被解职回村了。用国家的话说，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负担，又支援了农业生产。

村西吴老四的大儿子大万，在县焦碳厂工作勤奋，干得得心应手，还当上了“工班长”，自以为能称心如意地当一位“新时代的工人”了。偶然回家时，穿戴打扮得体入时，与村上人讲话，一口“京腔”，与村上农民相比，真有“鹤立鸡群”之态。被精简回家后，仍然难改他在厂里的习惯，说话南腔北调。他母亲周四妹是个足没出东圩村的劳动妇女，听不懂他的“京腔”。老是因为“干饭、稀饭”，骂他是“江西驴子学马叫！”

这样，东圩村在外面吃国家饭，又拿国家钱的人，就只有赵荣春的三弟赵荣秋，又叫赵欣的一个人了。他高中毕业以后，分配在县银行做事。只因为他是学生出身，仍做着让人羡慕的非农业工作。此外，就只是胡二逵的儿子胡海生和董正道的儿子董尚昆俩，因为共产风中，他们就进人了初中，现在还在读书，仍然吃着国家的商品粮，其他的人都回来做了农民。这些本来做了非农业的人，回到村里做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农民后，仍然留恋曾经的生活，

初春，雨后初晴的一天，生产不很忙，队里没有做工。包包在家里看书时，见董信旺带了一个背旅行包的人到他家里来了。因为背这种包的人，在东圩村很少见，因此包包觉得新奇，便放下书本，跟着去看。原来，这是个贩卖粮票、布票的人。董信旺叫他坐下，问他是哪里人，带了些什么票证，各是多少，怎么卖的。又说，本来我是可以就这样放你走路的；可是，你是我们的副营长抓到的。他是个办事很认真的人，因此，我这样放你不得。你必须把你的情况说清楚，留下票证。于是，那人说，他是南京人，有粮票四十斤，都是全国流通的；有布票十八丈，都是安徽省的。粮票卖一元二角钱一斤，布票卖两元五毛钱一尺。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家里孩子多，挣不到钱，这是代朋友卖的，他能给点手续费。你要是都没收了，我可不好交代。

董信旺说：“这么说，你自己写个书面情况。粮票、布票都留一半下来，就说你只有这么一点。要是一点不留，我也不好交代。”这人照着办了，连走的时候，对董信旺千恩万谢。包包见了，觉得这董信旺做事还真有意思。

可是，今年东圩村上有意思的事还真多。早春二月，赵恒生家就发生了一件喜事。一个无家可归的女青年，饿得受不了，赵恒生将她带回来，给她泡了一碗锅巴吃了。这女青年吃过以后，见赵恒生家里一派凌乱，竟动手给他收拾起来。赵恒生见她伶俐勤快，生了爱慕之心。特别来到韩妹妮家里，将情况告诉了她，并要求她最好能把这女青年挽留下来，给大山做房媳妇。韩妹妮听了半信半疑：心想，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可是，她也完全理解：赵恒生家里实在也需要有个女人。不然他父子三个，家务事确实也荒芜得很。

于是韩妹妮来到他家，果然见到了这位女青年。经过询问，原来这女青年姓毕，叫小玉子，十八岁了，家在寨山的西边。共产风时全家人死得只剩了她一个。她舅舅见她有些岁数了，能做点事情，便把她领在了一起生活。开年来，舅舅又死了，舅母想把她收在傻子儿子房里，做她傻子儿子的媳妇。可是，小玉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因此出来逃婚。一个少女，不好随便落脚。出来两天了，竟然没吃没喝，早上坐在东圩大桥上发愣。赵恒生看见了，才将她带了回来。韩妹妮听了她的叙述，十分怜悯。向她说起自己也是孤儿的身世来，于是，她俩有了同病相怜感情，小玉子信任韩妹妮了。

韩妹妮谨遵赵恒生所托，向小玉子如实地介绍了赵恒生家里的情况，告诉她，只要她能同意，在这里是可以一手执掌家中大权的。小玉子看着大山一表人才，果然如了赵恒生的意。后来，这件事传到世上，竟然变成了单纯的“一碗锅巴娶了一房媳妇”的佳话。

快到清明了，大家都准备着撒秧播种。这天上午，董正玉南陵的哥哥董正礼带着两个外乡人来，请求董正玉收留他们。这又是一件异常的事。这两个人，都是江苏六合人。一个快五十岁了，一个才三十多一点。他们自我介绍说，年纪大的姓侯，年纪小的姓孙。老侯说：“我们在家里早就听说安徽搞了单干户，日子好了起来。去年老家就有许多人到这里安了家。我们两家来得迟了，找到早来的家乡人，他们都说那里人多得很了，不能再收留我们。叫我们另外找地方。我们只好请这位朋友，”他指着董正玉的哥哥说：“带我们到这里来，请求队长您能收留我们。我们两家劳动力都多，我一家五口人，就有四个男劳动力；我孩子妈虽然是妇女，上了点年纪，在老家做地里活也是能干得很。”

另外一个接着说：“我家就三个人口，我和我老婆都是劳动力。来了的话，绝不会吃闲饭。”

董正玉听了他们的叙述，心想，收留劳动力当然是好事，可是这是外乡人，做我们水田里的活，恐怕外行得很。不过，只要是肯干的劳动力，外行变内行，也快得很。因此，他说道：“这样吧，现在不是单干户，是集体了，我一个人不能做主。等我和大家商量过了，再来答复你们。”于是，叫他哥哥和这两个人在他家里静候。他去找了赵恒顺，回来又和队里社员们商量。商量的结果，赵恒顺和他自己队里各接受一户。董正玉队里接受五个人口的一家，赵恒顺接受三个人口的一家。老侯和姓孙的听说能收留他们了，当天下午就回了南陵，说明天带着全家，都到这里来。

王生银和王生贵兄弟在去年秋天都做了新草房。这两户来到东圩后，姓孙的一家被安排在王生银屋里住着。学校在共产风以后，因为学生大量减少，草房子一直空着。董庄小队放过一时稻子、农具后，又归还了学校。老侯一家没地方住，董正玉找到了梁老师，算是凑了他的急。

姓侯的一家，除老侯叫侯盛余外，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有正式名字。只分别叫做大侯、中侯和小侯。大家也不知道他老婆子叫什么名字，都叫她“侯妈”。这一家人，果然都是强劳动力，天天和东圩人一样风里来雨里去。初来乍到，做水田里的活虽然外行，可是他们有体力。而做农业，主要靠的就是体力。于是，很快便与东圩人打成了一片。他老婆子在水田里笨手笨脚，又因为是一大家人生活，便很少出勤，只在家里做些家务。春耕大忙时，老侯被安排着犁田，用老侯自己的话说，叫做“弄牛”。无独有偶，姓孙的也被安排着“弄牛”。他们犁田与本地人也有区别。本地人犁田吆喝耕牛，一声大喝后，不到牛怠慢了，不再吆喝；而他们弄牛，总是不断地吆喝，甚至吆喝得不歇声。不过，他们犁田的效率，比本地人并不低。

老侯的三个儿子，刚来时，大侯和中侯每天只评七分和六分工；一个月后，大侯工分长到了九分，中侯长到了七分；又过了一个月，他们都被评成了十分工。而小儿子小侯，与包包差不多大，力气也小，工分一直没长没跌，与包包一样，每天都是六分工。

老侯一家人，只有小侯是识字的。因此，包包总喜欢找小侯玩。他们互相交流着自己看的书，也能谈得来。每隔一段时间，小侯总要写信回六合。写些什么内容，小侯总不给包包看；不过，总是把信封好了以后，叫包包看他写的信封。信封其实没什么东西可看，但是他喜欢在背面写诗。有时候写：“小小信儿快快跑，见了主人就问好。我在繁昌也自在，就是想你不得了！”有时写道：“小小信儿快快跑，见了主人就问好。这里阳光还灿烂，家乡月亮可圆了？”有时他又写道：“小小信儿快快跑，见了主人就问好。中秋过了重阳到，园里菊花可开了？”这样的小诗前面两句总是一样的，后面两句才是五花八门。包包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写信嘛，总要问好——这是问好呗！”哎，小侯真会闲诌。

包包说：“你什么问好，你这分明是在想家啊！”小侯坦然地说：“人之常情，谁能不想家呢？”包包想，也是，你们从六合来到这里，长久不能回去，想家是难免的了。这一天，小侯却把自己的日记本子拿给包包看，包包看到了这样一首小诗：

日出东山落西山，六合谋生到繁昌；吃了多少人间苦，进出几回鬼门关！

包包说：“小侯，这么说，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哪还经过了千辛万苦么？还遭遇了不少危险呀？”

小侯说：“怎么不是呢。家乡日子实在不能过，我爸爸听说安徽搞单干了，家里又有许多人在这里安了家，就带着我们来安徽寻找合适的地方。为了寻找合适的地方，成天饿肚子的日子也不知道遭遇了多少回。我爸爸是好汉，再不向困难低头。没饭吃，他总是叫我们不要装孬，说‘三天不吃饭，也要挺肚子过桥’。他在最困难的时候，老是一个人唱着‘肚子饿了心里慌，要吃韭菜炒猪肝；韭菜还在十字街，猪肝还在猪肚间’！什么十字街、猪肚间呀，就是说没有的吃，不要瞎想，还要‘挺肚子过桥’啊！”

包包见小侯眼里饱含着晶莹的泪水了。然而，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好不容易，经人介绍，总算找到这里来了！虽然累点，还能有吃的，应该能安心了。可是，我们的家乡，本来是很好的啊，我哪能不想家呢！”

包包听了心里肃然，可是，却也莫名其妙。问道：“你说你们家乡很好，为什么还说‘不能过呢’？”

小侯说：“哎呀，这情况，按道理你应该也能理解。不就是人为的么？你们那几年不也是不能过么？”

包包说：“现在我们这里好起来了，你们怎么还没好呢？”

小侯说：“你们是因为搞了单干了，才好了起来。我们老家还是老样子，没改变啊！”

包包听了，豁然明白，说道：“啊，还没改变——还是老样子？难怪‘不能过’呢！”

包包后来才知道，从六合到繁昌、南陵的人，其实真不少。南陵有一个叫蒲塘的地方，现在叫红旗小队，共产风时人死的死，跑的跑，变成了荒村。现在居然完全是六合来的人。再后来，繁昌、南陵沿漳河一带的许多小队里，都收留了六合人！

○1自发社：最初的农业合作社，不少是农民听了动员，自动组成的，所以又称“自发社”。

○2此处及以下有关引文摘自一九八一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61年，刘少奇任国家主席，陈云是党的中央委员，主持国家经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