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新农村……

新农村 农民憧憬新生活

好形势 农村刮起急进风

农民们丰收了，有了粮；卖了粮，又有了点钱，对政府推广的双季稻，信心百倍。人人喜气洋洋，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东圩村上破圩回来窝的小棚子，现在大多数在改造了。人们买来毛竹，正而八经地撬起草屋来。老人、妇女天天搓着草绳子，因为“草屋三间，草索一担”呢。赵恒顺破圩回来后搭建的棚子本来就做了长期打算，是在正屋地基后面建起来的。现在他在原来恒发的房子地基上做了三间两头落头厦①门向南的草房，把自己朝西的房子地基与原来的晒场连接起来。棚子还留着做了农具房。这样，赵恒顺的晒场、房子都宽畅了起来。赵恒利的两堂房子都被水冲走了。破圩后荣春一房人住到乡里的关帝庙里去了，小儿子荣秋又在县城念书，常年不在家。家里就荣夏配亲后夫妻俩，加上赵恒利夫妻是四口人，他们在老屋基场上，即赵恒顺房子南端、村中道路紧临西处做了堂三间草房。赵恒发的房子按道理也能做成瓦房了，可是，他认为他房子凑合着还能住，加上目前经济并不很宽裕，他打算再等个年把，经济更好了一点的时候，还添些材料，做堂像样的瓦房。于是，他只弄了点泥浆，将砖码的墙缝迷糊了一下，一家人还照旧的住着。

赵恒发有了点钱，觉得应该打扮一下韩妹妮了。因为韩妹妮自从来到他赵家后，什么装饰品也没有。正月里，他到谷口找银匠，花了两百斤大米的代价，给她打造了一副银耳环。二月二的这天，村上许多姑娘和年轻妇女穿耳朵，佩装饰，韩妹妮也把两只耳朵坠子穿了洞，将耳环戴了起来。

董正富的父亲老成旺，破圩回来后，还没到收早稻的时候就去世了。正富用从大先生五畅瓦屋上拆回来的材料，在村当中自己老屋地基上做了三间瓦房，还用石灰里外都粉刷过了，白幅昂昂的样子，在众多草房的东圩村里，显得鹤立鸡群。

董老二的假八间破圩倒了，虽然房子材料没让大水漂走，可是砖瓦却碎了不少。现在，他把房子材料一分为二，分给了两个儿子，让他们各自做房子单独居住。在老屋基上，他的大儿子董正道做了堂草房，只不过墙不是泥巴壁，而是用砖砌的，在村上算是上好的房子。他带着小儿子小汉，在村当中离董正富房子东山墙丈把远的空地上、赵恒发门口三丈远的地方，做了堂小瓦屋，因为砖不够，只砌了北边半截墙，其他地方，还是做的泥巴壁的墙。于是，东圩村上算是有了两堂盖瓦的房子。相比之下，董正富的房子大，董老二的房子小，人们便叫董正富的房子为“大瓦屋”，叫董老二的房子是“小瓦屋”。

人们有了新的住房，生活算是定下了心，于是，都一心一意地扑在了生产上。政府派来的工作组带着乡里和当地干部们天天做群众工作。他们向人们宣传说，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带领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人民群众的日子将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于是《东方红》②的歌曲到处都在唱，大人小孩都知道了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共产党是我们的带路人。人们听了这些宣传，越发充满信心，更加满怀希望地为着更理想的明天努力。

政府为了更好地激发农民们热爱新社会，派遣工作队在号召农民们发展生产的同时，又着重地宣传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号召农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还宣传扫除文盲的好处。在“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的宣传中，冬季农闲的时候，到处办起了“农民夜校”，农民们叫它是“冬学”。

东圩村东边的学校里，白天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晚上，则是成年的青壮年农民们学习文化的课堂。赵恒发和村上二、三十岁的农民们都来到教室里，认真地上着扫除文盲的课程。他们把课桌每两张并在一起，四个人各坐一方，中间放个煤油罩子灯，各人念各人的书。偌大的教室里，坐无虚席，济济一堂。他们的老师就是识得几个字的农民和学校里的几位教师。一个阶段下来后，许多人不仅能写自己的名字和阿拉伯数字，还能写个借条、领条了。

众多的一字不识的农民，在这里学习，有的人一个晚上能念几页的书，也有的人几天却念不了一页。因此有人兴趣高昂，有人兴趣索然。鲁夯夯只念了三天，就默默无声地不来夜校了。赵恒发去叫他，他说：“我没心思，念不下去。”二韩、赵恒生他们也只念了个把礼拜，也不再来了。不过也有人念的专心致志，典型的要算是赵荣夏了，他甚至于像正式学生上课一样，每天要写几大张纸的作业。一个冬学下来，他真正地扫除了文盲。

深冬以后，兴修水利开始了，大家都起早摸晚地扑到了圩堤上，夜校便停了下来。学习了的文字，大多数人没有心思温习。圩堤还没有挑完，已经认得的字，几乎忘却光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又还了老师”！那些认过的字，每当看见了，虽然还觉得面熟，却总念不出来，心里好生别扭。因此，他们普遍认为，世界上最难的事，莫过于读书认字。

他们也知道温习的重要，可是却没有恒心。赵恒发深有体会地说：“认识字也像认识人一样。经常见面的人，老远的看见了，就能知道他是谁；而曾经认识的人，长时期的不见面，偶然当面了，也总叫不出名字来。这识字啊，是需要经常的写呀认的才行。”可是他们哪里能做得到？一到繁忙的时候，就忙得晕头转向，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紧张得很，哪里还想得起来读书写字！尽管这样，他们还是体会着：学了一点比一点没学确实好得多！

进入1956年，正当农民们庆幸新生活，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工作组们在号召农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又加大力度，对农民们进行着深入的思想教育，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工作。动员农民放弃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生产，把自耕农的生产方式称为“单干户”；说单干户阻碍“共同发展”。

为什么说“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们的理论是：“农民们有着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没有远大目光，满足于小农经济；其结果是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为此，他们把解放以后出现的爆发户找了出来，说他们“翻身忘本”。以他们为例，向人们反复宣传，单干户的结果，一定是大多数人贫穷，极少数人富有，两极分化无法避免。广大劳动农民还会被压迫、受剥削。为了避免两极分化，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共同发展”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集体化，再由社会主义，过渡到最高级的社会——共产主义。并且断言，只有这样，才是农民们的唯一出路。

工作组把认定的翻身“忘本”的典型人物，编成了话剧。其中《王武大忘本》，说的是当初的老革命、当过副乡长的王武大“翻身忘本”的故事，到处演出。有的地方还办了大型展览，将暴发户的财产当众展出。古往今来，凡是暴发的，总有一些钱财来历不正当。用这些活动，说明私有制的危害和罪恶。凡是被指定为“暴发”的人，都被定成了新式地主和富农，与土改时的地主、富农一样，被列为“剥削阶级”，在社会上掀起了打击“新的剥削阶级”的运动。

在这样的运动中，同时急切地号召农民由互助组，组织成初级社，以此作为向共产主义迈进的第一步。赵恒顺他们的互助组被指定为东圩村的第一个初级社，算是东圩村走集体化的榜样，赵恒顺被指定为初级社的社长。他们的初级社合并了四个互助组，十一户人家，名称叫：东圩初级农业合作社。

东圩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十一户人家，七户是贫农，三户是佃中农，只有一户是中农。赵恒顺互助组里的董老二因为是富裕中农，工作组不允许他参加。说农业合作社是贫雇农的组织，贫雇农团结中农，中农可以加入；哪里能带他富裕中农入社呢？一个月以后，东圩村又成立了两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分别叫做董庄和合兴初级农业合作社。这样，全村人只有董老二一户没入社了。董老二自然觉得比别人矮了一等。可是，到了秋天，社会上的农民，包括地主和富农，都被揽进了合作社，董老二这才做了合作社的社员。好在东圩村自从董先生一门搬走后，便没有地主了。不然这些地主富农进了社以后，是不准叫社员的，叫什么，政策没有说，他们在社里的劳动，被叫做 “监督劳动”。

办初级社时，农民们原来私人的农具都被带到社里使用。也都按照农具的质量估评了价格，说等到秋天收上时，付给现钱。可是，政治口号一天比一天响亮，政策也一天比一天更加地“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人们的观念也只能随波逐流——日益的共产主义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还计较什么私人财产？于是，带进社里的农具谁也没再谈要钱的事了，全部做了“贡献”。

人们在社里，生产环境变了，觉得怪新鲜。在一起做活都要面子，生怕表现得平庸了，被别人看不起。这一年的生产比单干户并不逊色，秋天仍然取得了好收成。年终分配，是按照劳动力和土地各占一半拿的报酬。劳动力少，缺少耕牛、农具的人，甚至认为搞合作社，确实比单干户强得多。

政治形势一天比一天火红。秋天，区政府撤销了，原来新镇范围内的五个小乡合并成了一个东圩乡，乡政府就是原来的区政府。农民的初级社都公式化地被并成了大型高级农业合作社。社的规模就是原来的小乡；社以下是中队，中队的范围就是原来的村农会；中队以下是小队，小队就是原来的初级社。赵荣春当了副乡长，赵序宏还当任着高级社里的职务，改称指导员了。合作社虽然扩大了，可是，生产规模还与原来的初级社一样，仍然是十来户人家。农民的生产、生活环境没有改变，并没有想到所有制的变化。由于人们还像办小社的时候一样，对生产了解得清楚，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劳动相当自觉。各小队的生产还是井井有条，很有生机。

社员们料想不到的是，所有制变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是各个小队生产的粮食产量要上报到高级社里，没有高级社的批准，各个小队无权支配。接着，高级社对各个小队不断地进行产量核实，动不动就搞几个小队长到高级社里反省交代，说他们“瞒产私分”。到了年终，为了核实产量，迟迟不能分配，社员们吃饭，只好在高级社的同意下，临时预支一点。直到下雪的天气了，高级社才有了分配方案。而现在的所谓分配，只是按照高级社划定的数字，每人分发规定的口粮，还要扣除平时的预支，而且全高级社都是一样的标准。这一年赵恒发家分到的粮食，还不到去年在小社里分到的三分之一。这点粮食全家人从新粮上场就开始吃起，还得吃到明年午季收上，实在是捉襟见肘，韩妹妮十分紧张。不过，这不仅仅是赵恒发一家，全村人都是一样，才一年多没愁吃的，现在又急着没的吃了！分过口粮后，多余的稻子都送到了大粮站里，算是高级农业合作社增加的产量。

粮食处理过后，高级社拿了点钱分发给劳动力，叫做劳动分红。可是，这一点钱分到了社员手里，实在是杯水车薪。如果添了过冬的衣裳，夏天连买草帽也没有办法了！

高级社为了加强粮食管理的纪律，在三令五申强调高级社所有制的同时，在二十多个小队长当中，找出了擅自做主，多分了粮食给社员的四个小队长做典型，把他们定下“瞒产私分”的罪行，挨了斗争以后，又撤掉了队长的职务。

这个时候，上面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快步迈向共产主义”的步伐，又重新派来了工作队进行“整社”。说“现在高级社里许多干部，工作像小脚女人走路，左右摇摆，干社会主义的干劲落在了群众后面，总说别人走得快了。”于是雷厉风行地整顿思想，调整干部队伍的“整社运动”在这一年的冬天开始了。

整社的内容，就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社员们常常晚上开会，接受教育，一定要放弃小农经济思想，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干部们几乎天天晚上，有时候白天也到高级社里开会，接受当前的方针政策教育，提高政治觉悟，为带领社员群众快步奔向共产主义，学习理论知识。于是，“加速集体化，消灭私有制，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变成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浪潮！

在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治形势下，处处彩旗飞舞，歌声嘹亮。“组织起来力量大，人多势众天不怕”、“集体化是康庄大道，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的大幅标语铺天盖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各机关学校都组织了文艺宣传队，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歌颂新中国、新社会、新生活；以童话般的设想，描绘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到了共产主义，按需要分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贫穷，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人间天堂。并且宣扬得美好的共产主义，依稀就在眼前了！

于是，为了给所宣传的“优越性”造势，社会上时时炒作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生产捷报。而且，这些捷报层出不穷，甚至连擅长造势的新闻媒体也落在了后面。因为这些捷报都是农民们见所没见，闻所没闻的“奇迹”，诚实的农民们则斥之为是“胡闹的荒唐事”。可是报纸广播只要抓住了它，不在乎人们信与不信，便将它烘托得热火朝天。闹得真个像是“鸡毛飞上天，鸟窝出凤凰”了！

尽管宣传鼓动得如火如荼，社会气象也似乎日新月异，可是，农民们在集体的生产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计划是上级制定的，小队里只能遵照执行；收入多少都是高级社里的，小队里无权支配；劳动由积极份子、党团员和队干部们带领，社员们只需要做些“现成活”。生产好坏，有干部们负责，社员们不用当心。农民们没有了生产主动权，便失去了生产自觉性；本来高涨的生产热情，被“无所作为”的态度代替了。他们都说：“我们现在是老牯牛掉进了井里——有劲也没处出了！”可是，干部们却不谈这些，只一味地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

农民们已经体会到了新社会的温暖，对国家的号召本来都热心拥护，然而，在这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却让他们产生了怀疑。人们都觉得自己简直是隔着人世看世界：一切都不能理解，更无法想象了！因为，起码的知识告诉人们，生产不能很好的发展，天上哪会掉元宝？田里哪会不用生产就能出产粮食？像现在这样的作为，要想实现那样的社会，明显的是“落水鬼照月亮——没影子”！ 由于政治形势不断升温，只关心农业生产的农民们，纵然怀着满腔的抵触情绪，却也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汹涌澎湃的漩涡里。

在这个时期里，国家把社会上的人口，分成了两大类。农民固定为“农业人口”，农民以外的人都算是“非农业人口”。农业人口的粮食由农民自己生产，非农业人口的口粮和生活物资由国家计划供应。这个政策制定之初，农民们还抱无所谓态度：以为反正都是由公家配给口粮，国家配给和农业社配给，似乎没有多大区别。岂知，时隔不久，政策对农业人口在各方面加以限制，相比之下，非农业人口比农业人口优越多了。随着时间的延伸，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地向纵深加剧。

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势必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形势，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为之运行。所谓“乱世出枭雄，治世出能臣”，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为了实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政治目的，在整社运动中，干部队伍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各地大肆地起用着“敢想敢说敢干”、“革命干劲冲天”的人充当干部。这样，东圩乡的副乡长赵荣春被调整为政法干事，芝渡高级农业合作社的指导员赵序宏被调整到他所在的小赵村当中队长去了。同时，从谷口调了一个姓刘的来当东圩乡乡长，从新镇调了个姓吕的来当了芝渡高级社的指导员。充实干部时，意想不到的是，赵荣夏被安插到了高级社里做了统计员，这也是他当时上夜校认真学习的好处。由于最基层的干部还没有很大的调整，赵恒顺仍然当着东圩村的负责人。

这一天，老董四从新镇回来，特别找到赵恒顺。因为他听到了郝成仁被调到了谷口，荣升了更大的干部。他唉声叹气地说：“顺子，这政府是怎么搞的？像荣春、序宏都不让当主要干部了，而郝成仁却调到谷口乡里当大干部去了；我们乡又从外地调来了干部。别人我不了解，提拔郝成仁当大干部，肯定不是好兆头！调来的这些干部，大约也都是像郝成仁一样的东西。政府不知道在搞什么名堂了！顺子，我看，我们天天讲想过好日子，这个样子，恐怕难得很了！”

赵恒顺听了，叹了一口气说道：“哎！我也搞不清楚了。现在的政策时时新，竟然将这些让人看不惯的东西弄出来当干部。他们在当地玩不转，却被调到外地去，还说是‘当地人办不好当地事’。这样做，真叫人没办法捉摸得透啊。”老董四听了，无奈地摇摇头！

才从旧中国走出来的农民，在新的社会里，刚刚感受到了不曾有过的幸福，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感恩戴德不尽。对政府的号召，热情响应，积极拥护。政府号召走集体化道路，他们便很快地放弃了几千年的自耕农习惯，在具体的生产活动中，表现着很高的生产热情。一穷二白的农村，初步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然而，高温政策掀起的狂飙，使整个社会像大海一样，狂浪翻滚。一批“敢想敢说敢干”的潮头人物，狂哄在亘古少见的形势下，像潮头上的泡沫，涌了上来。他们借据当前的形势，施展着狂妄的本性，恣意地挥舞着胡夸、荒唐和野蛮的伎俩，把社会上的人们，逼迫得像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百姓一样——人人知道荒唐透顶，人人却只得跟着咋呼叫好。解放后不久的农民们，在好不容易逢到的国泰民安的大好时期中，在憧憬美好的前景里，被狂热的政治潮流驱赶着，无奈地过上了空前○3的生活！

①落头厦：用两根桁条八字似的架下来，将房脊变矮，使四周房檐一样齐。

②《东方红》的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我们的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③空前：此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即1956到1981年，农民们所过的生活亘古没有，称得上是“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