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借战乱……

借战乱 搜刮民财

仗酒疯 草菅人命

赵老大夫妻将家中仅有的一只老母鸡送给了董大先生后，在家里闷闷不乐。第二天早上，五丫头熬了点稀饭，正准备吃的时候，村口忽然来了七、八个黑头鬼子和乡丁。他们一进村，就端着枪，挨家挨户地驱赶人们去砍“军柴”。这些兵们说，皇军在前线打战，烧饭要用柴禾，每个良民都必须交纳军柴十五担。

当天，赵老大一班人，被驱赶到了山上，各人砍了一担棍子柴，挑到芝渡河口来。原来，董大先生在这里已经忙得不亦乐乎了：送军柴的人你来他往，熙熙攘攘。赵老大将柴挑到那里，累得一身大汗，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过秤一称，七十八斤。赵老大说，你称错了吧？正好大先生在场，说：“老大，他一天称到晚，又不是称你一个人的，有什么错不错的呀！”赵老大听了，知道话中有话，就没有做声。其实，赵老大知道，他这一担，少说有一百五十斤。赵老大解下绳索，正准备离开时，竟有一位彪型大汉被拉了出来棍打鞭抽。

原来，这汉子的一担大柴，被称作91斤。大汉说，至少有二百多斤。董大先生说：“九十一斤就是九十一斤，谁还赖了你的不成？”那大汉脾气硬犟，就是不服，说：“你瞎扯，就是瞎子，来摸摸看，九十一斤的大柴能有这么大的堆度麽？”董大先生听了，勃然大怒：“你这个混蛋，骂谁是瞎子呀？我们是在为皇军收集军柴，容得你乱七八糟地横吵么来人，把这个东西拉出来好好的松一顿皮！”立即，拥上来四五个穿灰军装的兵们，将这大汉连搡带推地拉了出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三下五去二，打得他皮开肉绽。大先生见了，喝道：“看你下次还老实不老实？不给你松顿皮，你就是不知道厉害——还不给我快滚！”可怜，那汉子带着遍身鳞伤，连滚带爬地走了。

催军柴的兵们，越催越紧。时间不长，山上的大柴就不多了。人们只好砍门口的大树。那些三五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树，今天伐一棵，大家各人锯一节，十来个人，就将一棵大树瓜分掉了。到了明天再伐一棵；时间不长，大树也被伐得差不多了；恰在这时，董大先生却无精打采地回来了。

董大先生回来只歇了一天，他的弟弟，董二先生也从安庆回来了。于是，大先生又神气活现起来。他嬉笑颜开地说：“日本鬼子退却了！中国人赶走了东洋人，国军又回来了！”

那天下午，黄副官又来到董大先生家里，只是穿了一身老百姓的衣服。董大先生仍然好酒好菜地招待他；黄副官临告别时，董大先生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打算还用轿子送他。黄副官完全没有了前几日的架子，点头哈腰地对大先生感谢不尽；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要人抬了；甚至也不要人送。董大先生说：“现在时势不好，还是由我的两个兄弟相送，我也好放些心。”黄副官对董大先生的盛情难却，直认为董大先生真够交情，对他这穷途末路的人，还是这么热情，内心里感谢不了。于是，在这两个人的相送下，高高兴兴地从村后上了大路。

上了大路还没走上一里路，这两个相送的人，见前无来者，后无行人，趁黄副官不在意时，掏出衣袋里早就打好活扣的绳索，往黄副官项颈上一套，两个人一起用力，拖着就跑。黄副官连叫喊的机会也没有，就被他们拖得在田埂上尿屎直流；不到一条田埂，裤子也拖得滑了下来。这两个人把黄副官拖到洪尼公的坝埂下，找了几把烂稻草，把他的尸体盖了起来。回到大先生家里，大先生叫橱师整顿了几样好菜，赏赐了他俩；他俩吃饱后，大先生又叫他们拿了锄头、铧锹，去将黄副官埋了。

董大先生杀了黄副官不几天，国民党军队就开到了新镇的街上。董大先生又骑着大马，到镇上拜访了驻军许营长。第二天，许营长派人到洪泥公坝上来，挖开埋葬黄副官的土坑，只看了一下，又掩埋了起来。不几天，一纸委任状就送到了大先生的府上，他已经被封为“抗日英雄”；并任命为本县东八乡的议员、县党部的委员。为此，大先生家十足地热闹了一番：县里、乡里和驻军部队的头头脑脑来了许多人；盛大的宴席直摆了七天。

在董大先生欢天喜地大事庆祝之时，村上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都说抗日战争胜利了，中国人站起来了，再不受洋鬼子欺负，可以扬眉吐气地做人了——起码那无穷无尽的“军柴”不用送了！

农民们还是种自己的田，没田种的还照样给人帮工；穷人没有饭吃，还得向富人借一还二的过日子。不过大先生却与一般人不同，他脱下了长衫，穿上了时髦的中山服，戴上了高耸宽沿的恭贺帽，还拖起了文明棍。每当骑上高头大马，就更加神气活现。老百姓见了，更是敬畏有加。

一天早上，大先生站在自己家门口的上马石上，向几位正在用长竹杆烟袋相互传递黄烟吸的村民们说：“国军要靖清太平，消灭异党。昨天，县里开会，大征壮丁。乡里分给我村三名。我看，大伙谁也不愿去当兵。我想买几个补凑算了。现在，我已经物色好了两个壮丁，每个四十担稻。村上谁愿意买的，趁早来和我联系，不来联系的，那你就要去当兵了。本先生是住在一村望着一村好。不想好的我也没有办法。”说完，转身回去了。那些正用烟袋抽烟的村民们听了，面面相觑，又都默默地各自回家去了。

当天晚上，赵老大来到董大先生家里，见村西的吴老二父子俩正往大先生家里送稻子来。吴老二父子都挑得汗流浃背，见了赵老大还有点扭捏，不愿和他多话。赵老大知道，这是吴老二和董大先生私下的交情，也不好多问，就径直往正八间的东厢房董大先生的卧室里寻大先生去了。

董大先生正在书房喝茶，旁边的丫鬟在给他捶肩摩背。赵老大站在门外低声下气地对大先生说：“大先生哪，我的孩子大的才二十岁，老二只十六岁，最小的才十一岁；大孩子已经去当了一回兵了，今年的壮丁，我家能免了吧？”大先生头也不回地还喝着他的茶，老半天，哼了哼说：“赵老大哇，你说的何尝不是道理呢？你要知道，十六岁到四十五岁的男子都是壮丁。你家大儿子虽然当了一回兵，可是，他现在还在家里呀？在家里就要算人数呀！你家连你在内是四个男丁，总不错吧？四个男丁还想免了差事，那我的壮丁找谁要去呢？”

赵老大听了，头毛都竖了起来。战战兢兢地说：“那，那我，大先生哪，那我该怎么办呢？”董大先生说：“怎么办哪，你还要问我吗？像你这样的人家要是不出壮丁，叫我怎么对别人说呢？”赵老大听了，不知道如何是好，木木地站在那里，竟不做声了。董大先生见状，叹了一口气，老半天才说道：“咳！谁叫我们是好兄弟呢！你家的事，也好比是我家的事啊，我只好给你也买一个。这样吧，人家四十担稻，你只给三十担吧。”赵老大听了，只好作揖打躬地说：“那、那真给大先生添麻烦了。"大先生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呀，你也别要多说了。”

赵老大听了大先生的话，虽然感谢多多，可是，怀里却像揣了一只兔子，“扑通、扑通”回到家来。他将这事向潘氏五丫头说了，五丫头同样急得像掉进冰窟窿里一样，浑身冰凉。于是，马上招来三个儿子。因为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家中连吃饭都很困难，哪有稻子买壮丁？可是，大先生的话就是圣旨，不能违拗；要是违拗了，准是凶多吉少。没办法，大儿子荣春只好找帮工的东家，借了半年的工钱，是八担稻子，按照加一的标准，即下半年归还十六担；老二荣夏，是个二帮作的长工，也去和老板协商，老板生怕被抓了壮丁，少了长工，也按照加一的利息，借了六担稻子。还缺十六担，赵老大东凑西找，算是卖了天大的人情，也以加一的利息，借到了八担。还差八担，赵老大硬着头皮，向董大先生求情，以加半的利息，借得了。这样，赵老大虽然买得了一个壮丁，只是三十担的正价，可是，到了下半年，却要付出五十六担稻子！

五月十九早上，赵老大领着儿子们去给大先生送稻去。来了个陌生的要饭花子。那花子因为头一回到这里来，不知道大先生家里情况，竟然在大先生的弟弟、董五先生正喝酒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着喝酒的人乞讨。他见着满桌子的美味佳肴，心里想，在这里大约能讨得一顿美餐了。因为一时没给，居然不歇声的哼要。

这位五先生，是有名的“武疯子”，整天的无所事事，只是以酒为乐。早上爬下床沿就喝起酒来，酒喝过后就耍酒疯。他耍的酒疯，自己却认为是威风。因此，口边常常说“早起三盅，一天威风”。这时，他酒兴正浓，又发起了酒疯。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拔出腰间的手枪，一把抓住花子的后衣领，将那瘦小的花子拖着就跑。他要把这花子拖到村外枪毙掉。

赵老大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想到这无辜的花子就要被枪毙了，实在可怜。于是竟壮起了胆子，仗着自己与大先生有些关系，一把扯着五先生拿枪的衣袖，几乎是跪着哀求武疯子说：“五先生哪，你行行好吧，不要无辜的伤害了这花子啊！”武疯子哪里肯听，一脚踢得赵老大仰面朝天，赵老大胸口被踢得青紫一大块，还瘀了一口气，痛得他老半天没爬起来。那花子被武疯子拖到村前的沟边，早吓得晕头转向，到了那里，已经站立不住；五疯子一手纠着他的衣领，一手扣动枪机，武疯子的枪响了，手松了；花子向前趴下了。武疯子得胜将军似的，耀武扬威地挥舞着手枪，又回到桌子上喝起酒来。

村上人听见枪响，又看见武疯子耀武扬威的样子，知道武疯子又枪杀人了。许多人跑到村南的前头沟去看。人们见那花子趴在沟边上，并没有流血，把花子扳着翻了一身。那花子眼睛居然闪动了一下。人们见了，知道是武疯子打溜了手。那花子还吓得懵着，见了来了这许多人，一点也不动弹。齐老二的老婆黄珍珠见了，赶紧将花子扶着坐了起来，抚摩着他的头说：“孩子，你吓坏了吧？你快跑吧，要是再让武疯子知道了，你还是活不成呢！”这花子听了，恍然大悟，站了起来，揉了揉眼睛，撒开大步，不敢进村，向南边走了。

赵老大回到家里，胸口这块紫块，又红又肿，胸里岔着的一口气，像刀刺一样痛。五丫头埋怨他没鸟本事，还多管闲事。他有气没处出，少不了与五丫头抢白了几句。这样，他足足地休息了半个多月，又红又肿的瘀伤才慢慢退去，那作痛的胸口，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这半个月里，赵老大没曾到大先生这里来。第十六天里，他来到大先生家里看看，见大先生忙得很。

大先生说，又有许多费事要收。什么枪支费、慰问费，军饷补充费等等，忙得他烦死了。这些费事，一般都是每亩100到200斤稻子；最少的是“养马稻”，每户50斤。为此，大先生家又新建了五间内部通行的下房仓库。大先生看到赵老大身体羸弱的样子，问道：“赵老大，你这一程忙什么啊？忙得黄皮骨瘦的样子呢？”赵老大上次为了黄副官的事与大先生评说，遭到了祸事，这一回是因为他弟弟的事情，更不敢说了。于是他婉转地说：“身体不好了一程，这才好了一点，就到你这里玩一下呢。”大先生说：“啊，也好，我本来要找你去说。上次壮丁你已经买过了，不久前的枪支费、慰问费、军饷费又是按照田亩出的，就没惊动你了（其实，他名下没田）。现在来了养马稻，每户是50斤，你可要带个头啊。这是按户出的，你是个大户，也只出50斤呢。我这就对你说了，啊！”说过以后，忙他的事去了。

壮丁越抽越勤，费事越收越多，老百姓实在不堪重负。可是，战事也越来越频繁。共产党的部队本来还不公开活动，随着壮丁、费事与日俱增，老百姓怨声载道，新四军竟公开地在老百姓中间活动起来，时不时还杀个把对老百姓“狠”得出了名的绅士；有些年轻人，忍受不了现实，居然参加了新四军。赵老大的大儿子赵荣春，这年二十四岁，就是这样的参加了新四军的队伍。自从赵荣春当了新四军后，董大先生对赵老大真正是刮目相看，不是免不了的费事，再不找他了。

董大先生看着新四军越来越活跃，飞扬跋扈的威风收敛了不少。新四军有时候出入他家，他也谨慎地迎进送出。从1947年秋天起，大先生身体就病怏怏的，只能在病魔中度日；194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他吃饭的时候，忽然倒地，口眼歪斜，不能做声；不到中午，他家里人便嚎啕起来，大先生登仙去了；时年51岁。

董大先生死了，董二先生从安庆回来，给他办理了丧事。这排场远比大先生做议员的时候逊色多了。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新四军的厉害，不敢过份张扬。这位远近有名的大先生丧事，连“十挽灯”也没做，只草草地操办七天就结束了。

1947年底，共产党在新镇、谷口地区半公开地镇压了一批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头头，以及地方上为富不仁的财主。共产党这些张扬的行动，引起了国民党权力中枢的重视。1948年春天，国民党武装部队，特别从国共交战的前线，调来一个整旅的军队，驻防在新镇与谷口之间。这个方圆不足十里的弹丸之地，一下子进驻了一个旅的部队，国民党当地政权立即嚣张起来。武装部队和地方政府，大肆搜捕、屠杀共产党和新四军，不少共产党人和新四军战士在他们的屠刀与枪口下牺牲了。

在这种形势下，董二先生在办过了大先生的丧事后，想到了他家在村上的地位。他认为，在大先生死后，他家的地位应该要很好地巩固一下。因为没有了大先生，他家在村上说一不二的情况，将有可能动摇。正当他寻思办法之时，大先生的夫人、他的嫂嫂杨瑞英却告诉他说，赵老大的儿子赵荣春当上了新四军的消息。

于是，他决定瞅准这个当口，最好能先拿赵老大家做个样子，以镇镇村上别的人。他绸缪了两天以后，决定先与赵老大好好地谈一回话，看谈了话的情况后，再做下一步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