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三农今昔> 章节目录> 第九则 搞柴者的“斗智”
第九则 搞柴者的“斗智”
第九则 搞柴者的“斗智”
圩区离山不太远的人历来都去山区搞柴。即使在早年一家一户的生产时,人们为了能够有点质量好的烧柴,也常常上山去搞。不过,数量不多,一般只是在腊月农闲时,搞得三五担就可以了。这样的搞柴,除了大面积的“判山”,出几个象征的钱外,零星的几乎不出钱。
生产队时,圩区人差不多所有烧锅柴都来源于山上。于是,搞柴成了家常便饭。山权所有的生产队,见这么许多人经常的搞柴,像是“惊慌失措”,想予以遏制。早先,派人守住路口,以“山林管理”做幌子,把搞柴的人柴禾全部没收,常常将他们的堆场塞得满满的。人们一天的劳累,被没收了,心里懊恼倒是其次,而没有柴禾来源,这可是天大的事啊!当局认为柴禾不是粮食,只是小事,完全不予理会!
山区守路的人没收搞柴人的柴禾时,总是横眉怒目地骂人、训斥人,有时还毁坏搞柴人的工具。许多胆小怕事的人,总是胆战心惊,不敢抗拒。一时间,弄得人们不敢搞柴。
东圩村的赵荣雨几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为了有柴烧饭,商量着要将这一情况“扭转”。1964年的夏天,他们一行四人,各人搞了一担柴禾,被守路的“短着”没收。他们与之争论。守路人是个姓杜的老汉,占着地主的位置,自恃在“执行公务”,居然撒起泼来,不仅要没收他们的柴禾,还挥舞着柴刀要斩毁他们的扁担和钩绳。这四个人早有准备,抓着这个家伙,一直把他揪到了“最高执法机关”——公社的办公室里。当时“四清”运动正在进行中,政务由四清工作队主持。在那里,两方面各自陈述理由,特别是赵荣雨他们说“山是公社的山,在他们附近;我们是公社的社员,只不过住在圩区。生活烧柴是省不掉的事,你们不许搞柴,我们难道不吃饭吗?”工作组负责人当即表态说:“圩区人搞柴,是生活上的必须,山区不能禁止。”这老汉虽然气得七窍生烟,也无可奈何,只好放行了。从此以后,山区人对圩区人搞柴,虽然不能禁止和完全没收(有时因为柴的质量稍好,便被说成是林产品,仍然被没收);但却拿出了“收钱”的“杀手锏”来(见上一篇)。
传统的春节,农民们叫做过年,历来都被珍重。即使在“大跃进”时期,或者文化大革命中疯狂地破四旧立四新时,也没有完全革除掉。生产队时期的春节,无论山区、圩区,都放假过年。这个期间,山区没有人守路,搞柴的人也很少,搞了柴挑回来时,可以“太平”地通过路口。
东圩村的鲁老三,夫妻俩生活。五十多岁了,行动有些龙钟。为了节省搞柴的钱,总是在大年初一上山搞柴。因为五角钱,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人们看见他俩大年初一双双都搞了柴回来,诙谐地说“你们搞了不少柴啊!”(这里方言“柴”与“财”同音),他俩听了,满心高兴,以为这是祝福的话,向人们表示感谢。可是,也有淘气鬼会加上一句:“哎呀,都是些死柴嘛!”因为他们都是捡的干柴。这虽然令他俩扫兴,却总是反唇相讥地说:“什么死财活财,只要有柴可烧,就算是发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