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的官司

无赖的官司

想发展兮遭遇滞，行事难兮时不济。天时地利人和般般要，无赖莫理倚！

这个“无赖”，是大家对他行为的形容词。因为他无故的让我惹上了官司，我才立下了这么个题目，要写出这个官司前因后果的文章来。

无赖本名程坤。看这个名字还真有水平——道途上的乾坤，既文雅又有魅力。可是，他又有个外号：乌龟遇上也烂壳，是说他那无赖的秉性，谁遇上了都会倒霉。因为这个名称的字太多，大家背地里都简称他是“烂壳”。这样，将他叫成了“烂壳的乌龟”，更适合他那无赖的本性。

烂壳是本县西乡人，祖辈都是农民。他出生于共和国成立以前，沾上了新社会的光，读了初中，自称是有文化的人，但是，也在家务农。

文化大革命初期，烂壳正是二十跨边的年纪，风华正茂。他积极活动，居然拉起了一个造反队，自己号称“司令”，将他自己所在地的“父母官”都斗得“靠边站”了，又与县城造反队联络，把县政府的大员们都拉出来批斗。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县“革命委员会”时，他因为“战绩显著”，被选进了县革命委员会做了常委，成了名副其实的县级“领导”。后来，老干部复出，县领导进行正常化的组建，把他这个曾经的县“常委”安排到了县农场做了“一把手”。这个农场，就在我们村东的长滩上。

县农场是个不小的单位，但正式职工只有十多名，都是管理人员，具体事务几乎都是“招小工”去做。他因为是“县常委”亲自“挂帅”，在农场实行着“唯我独尊”的辖制，对所有的职工展示“居高临下”的权威，县农场成了他的王国，所有的职工，都是他的“附属”，因此，许多职工都被他整治得无可奈何。

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农村都被号召“大办企业”，发展经济。我们村，是个纯粹的农业村，没有创办企业的条件。乡领导在“消灭企业空白村”的口号下，给村干部们加压，无论如何要创办一个企业。村干部们黔驴技穷，开了许多次会议，最后决定，根据自己的优势，即稻谷产出地的情况，创办一个“粮食加工厂”。可是，自己没有厂房，而县农场却有许多很宽敞的仓库，常年空置，村干部们都清楚。因此，决定去与烂壳商量，是租，是借都可以。当时，对于烂壳的为人状况，我们村干部都还不太清楚，只知道他在县农场是“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人物，只要他答应了，就算成功。

一九八五年的初秋，我与另一名村干部，特别“拜访”农场场长烂壳。当我们说明了情况后，烂壳十分热情。因为，他也有创办企业的“任务”，也是苦于无处着手。听了我们的话，他说：“这是很好的设想，我们两处联合创办吧。”我们考虑，你县农场是“国营单位，钱比我们村里来得容易”。他这样说，正解决了我们办厂没有资金的困难。于是，很自然地达成了“联合办厂”的协议。为了明确企业的责任，我们当下决定，虽然是两处合办，这个加工厂应该要“单独核算”，盈亏我们两处平等分红或负担。而且决定了各处所拿的资本：农场提供厂房，我们村提供机械设备；并且，每处各拿十万元做周转资金。

回到村部，我们村干部们再行研究，决定拿出最“得力”的人去经理这个厂。商量的结果，要我去当这个厂长。于是，粮食加工厂的筹建工作正式进行。

虽然是这么决定了，可是我们村的钱却没有来源。当时，银行贷款必须要有“实体”，也就是说，要有企业和财产。怎么办？只好决定向私人集资。村干部知道，当时村民都很穷，哪一家都拿不出上千元的钱，因此采取“积少成多”的方法，向村民号召，按照银行利息加倍筹集。这个方法很好，因为村民们都希望有个自己的企业，踊跃集资，你三百、他两百，两三天功夫，就集资了五万多元，而且还在继续动员，想将应该需要的资金都筹集起来。

有了这第一笔的筹资款，我们去江苏购买了大米加工设备，运到了县农场的仓库，安装起来，进行了调试，居然是“一次成功”。可是，村里再次进行集资，却非常缓慢。看来，要将所需要的钱都筹集起来，是办不到的。于是，村干部们自己以身作则，将自己收获的稻谷先送到厂里，等产品变了钱后，再行取款。这个方法又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十万元的稻谷很快就筹集到位。

这个时候，是一九八五年的晚秋收获之时，我通知烂壳，叫他将我们协议的款子打入加工厂里来。可是，他迟迟不肯行动，我再三催促，到了一九八六年元月，他才打入了五万元，同时安排了他场里一位“回场青年”当任加工厂会计，安排他的女儿当了“出纳会计”，具体管理现金出入。这样，他以为，加工厂的财经大权都由他的人掌握着了。并且，他说：“先有这些钱，加工厂可以运行了，我那五万元，暂时不给你们了。”他的话，是铁板钉钉，一般是改变不了的，为了不至于弄得僵化，加工厂就这么勉强运行起来。

加工厂的业务，是收购稻谷，出售大米和谷糠的成品，从中盈利。在经济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加工厂只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即尽量赊来原粮，卖出成品后再付给原粮的货款。由于周转期不长，卖粮的人都是当地农民，几乎没有什么意见，时间长了，也形成了信誉，加工厂运行还算正常。

因为加工厂的生产场地是农场的仓库，用的电自然只能是农场的。而且都是先交钱，后用电；老是交一次是五六千元，要用好几个月，钱快完了，烂壳就催我们再交电费。

这一年的春节边，烂壳对我说，春节边，他要两包“三粒寸糯米”。当时加工厂用来装米的，都是大麻包，每包九十公斤。我听了明明知道这是没有钱的“硬要”，出于对他的尊重，便毫无顾及地、豪爽地答应了他。那一天，他开车回家，我叫厂里工人给他那车上了两包糯米。

一九八六年，由于我地加工厂越办越多，互相竞争，原粮收购价格不断上升，而成品销售却无法上涨，因此利润很小。加工厂必须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我只好又做起了“推销员”的工作，将成品粮向远处推销。于是，结识了河北和江苏的客人。这样一来，业务大了起来，利润也好了起来。但是，我所在的这里都是“足不出村”的农民，找不到胜任推销工作的人，我只好将厂里的具体管理事务，交给了机械师老徐，自己承担起“跑业务”的工作来。

大米销售，越是到了年底，销售量越大。恰在这个时候，老徐病了，我送他去了医院治疗。加工厂因此更忙了——外面的事情必须要去接洽。没有办法，我只好将厂里的管理事务交给收购员小章，自己还是去跑业务。

快到春节了，烂壳又对我说，给他准备三包“三粒寸糯米”。当时，为了应付客人的需要，厂里没有收购“三粒寸糯稻”。为此，我特别招呼小章，收购千把斤糯稻，加工三包糯米，给“程场长送去”。说过，我便奔向了跑业务的路。

这一年的除夕中午前，我赶回了厂里。工人们已经放假回家过春节了；农场的办公室也都关了门，烂壳他们都回家去了。我询问小章，程场长的糯米给了没有，他竟恍然大悟似地说：“你们都不在，我忙昏了头；程场长也不提一下，我完全忘记了！”我听了，知道这是最大的失误，对他说：“小章，我们算是得罪烂壳了——今后，我们会到处被动。你是做什么的啊？怎么连这样的事也忘记了呢？”他听了，呆若木鸡，很是楞了一会，可是，已经是没有回天之力了。

当时，我们厂里有三十多万斤稻谷库存着，开年后，还有不小的收购量；江苏三个粮站、河北一个粮站等着我们大米去供应。我们的业务，刚刚上了台阶。

开年后，烂壳第一次来上班，我就向他说明了情况，并且说，我们马上给你补起来。可是，烂壳却哈哈大笑地说：“那，没有什么，别提了。”我知道，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后面是什么情况，只好拭目以待。

农民们过年，都是过了十五才开始劳动。这一年，才过了初七，我就催促工人们加工大米。我自己也跟着运输的车、船，奔忙起来。

我从江苏回来，正准备运第二船大米的时候，见厂里寂静无声，感觉好不奇怪——如此生产大忙之时，工人们都到哪里去了？来到工厂，见到了小章。小章说，程场长说我们欠他的电费，三天前就把我们的电停掉了；我交给了三千元，他又说，农场要进行电路改造，最近不能用电。这样，工厂已经三天没有生产了。

我知道，这是烂壳在有意制造事端，心里气不打一处来：这个加工厂也是你烂壳同意办的，你们场里有股份，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

我去质问烂壳。烂壳在办公室里正与他那很嫩的女“秘书”（后来成了他的儿媳）叽咕，我说：“程场长，客户等着我们的大米去供应，我们加工厂急着要生产，这没有电怎么办呢？”烂壳居然说道：“你也知道生产吗？一天到晚不归家，还生产什么啊？”我说：“你真不体谅人，我都忙得转不开身了，你还说我不归家，我哪愿意在外面跑吗？”他说：“你要生产，我也要生产。我的线路只能保证自己场里用，无法供应你们。”我说：“我们不是协议好了的吗？你怎么能这样说”他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不行了。”我说：“那我们厂怎么办？”他说：“这个，你去问电工，或者问县供电局去。”其实，当时还是早春，农场用电很少，我知道这是烂壳不想办这个厂了，是在耍无赖。

尽管我知道他在耍无赖，却也没有办法——自己安装电源吗？因为这是烂壳的地盘，肯定是不可能的。我思量后，回到村部，与村干部们摆开了这个问题。我们经过商量，最后决定：运稻谷给对方去。到了这时候我们才明白，人们管叫程坤为“烂壳”，真的“名副其实”，谁只要遇到了他，都没有好结果。

这一船稻谷，70吨，十四万斤。运到后，给江苏粮站算是出了难题。因为他们只是粮站，不是米厂，没有加工设备。我们的船在那里停了两天，那粮站为我们联系到了米厂，说，具体的价格，你们自己去与那厂里协商吧。协商的结果，原粮与大米核算，每百斤少了七元，说是加工的成本，还贴上了稻谷比大米多出的百分之三十的运输费。总的算来，已经没有利润了。这样，我们停止了再收购，将库存的稻谷四十多万斤都运给了那个米厂。

这样，加工厂处于停顿状态。到了七月份，烂壳却向我们厂提出了利润上交的事。因为，按照规定，我们每年应该给农场六万元的上交款。烂壳说，今年上半年的三万元应该到账。我申述了无法上交的理由。到了七月底，他一纸诉状交到了法院，强迫我们交款。于是，我这个平生无讼事的人，竟然无奈地与烂壳打起了官司。

这是典型的“恶人先告状”。法院立案后，派了个姓林的调解员来了解情况，我将这些经过都说了，于是，这场“官司”便摆了下来。到了这一年，即一九八七年的秋天，我们撤回了自己的设备，我与烂壳的接触也就结束了。

烂壳见我们办米厂，没有本钱，运作得却很热火，便生发了“雄心大志”，找关系贷款200万元，创办了当地最大的米厂。可是，他的米厂运行不到两年，出现了巨大亏损，又与周边农民打群架，烂壳本人被法院逮捕，判了五年徒刑，放了出来后，回到自己的老家做农民去了。再后来，烂壳居然强奸幼女，情节特别恶劣，被判了立即执行的死刑……

天时地利人和，是办好事情的根本条件。一个成功的人，这些条件都是具备的，反之，任是个人怎样的努力，都是无法实现既定的目标。我们在政策的指引下，创办了与烂壳合作的米厂，虽然有着发展的光芒，却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只能是半途而废。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写到这里，我未免有着无限的感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