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榻而卧的鲁老四
同榻而卧的鲁老四
先贤说：“不朽之笔，当写不朽之人”；而我这平凡之笔，只好写平凡之人了——
当年，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有“队屋”，一般都是草房。队屋是存放生产队有关农具和稻种，以及按照政策留下的“储备粮”的地方。农具倒没有什么问题，那稻种和储备粮可大意不得，因为在粮食很紧张的当时，总会有人“盗窃”。因此，“看队屋”成了每个生产队必不可少的大事。这种“看队屋”，一般是两个人一个班次，在队屋里打铺睡觉，负责队屋里的物资安全。大多数生产队，是按照男劳动力轮流周转，报酬是每个晚上记给二分工，是正常一天工分的百分之二十。
为了保证队屋里的粮食安全，防止“监守自盗”和监督看守人的责任，生产队都制作了印板，在粮食上按上印记，作为凭据。检查是否发生盗窃，是看这些印记有没有毁坏。如果毁坏了，则说明粮食被盗，要追究看守人的责任。轻者按估计被盗的数量，予以赔偿；重者，则送“司法”惩办。如果被送去惩办，则当事人政治上要受到重大打击，常常被捆绑着示众，有时人身还会被摧残而造成伤害。因此，看守队屋的人总是百倍小心。
制作在粮食上盖印记的印板，一般是用一块一寸厚，一尺五寸长，七八寸宽的木板，上面做成某生产队名称的阴体字，反面订上手柄。将大印在粮食上一按，清晰的阳体字就凸显了出来。大印由生产队选举的“忠诚可靠”，不会做贼的人，或者是生产队队长管理和盖印。当轮到管理印板的人看守队屋时，则将大印交给另外的人去盖记和保管。大印必须作为重要信印管理，不允许随手乱丢乱放。
我所在的生产队，因为四清运动后期要扩大“运动成果”，将一个村庄三个生产队合并成了一个队，规模很大，是当时全公社一百零八个生产队中最大的生产队。因此，队屋也比较大，库存的粮食相对也多。队屋是五间草屋，每天都由社员轮流看守。由于人多，大多数人轮到了，自己并不知道，需要队干部通知。这样，队干部觉得很麻烦，于是，在并队的第二年，队委会决定，选择专人看守。
选择看守队屋的人，必须是“责任心强，没有许多家务纠缠”的人才可以胜任。队委会经过讨论，选择了鲁老四和我。因为，鲁老四当年是三十二岁的光身汉子，除掉自己生活，没有其他家务；我是个十七岁的“孩子”，没有事时只宅在自己小卧室里看书写字，基本上不赶热闹。队委会认为，这样的两个人，精力上好搭配：不会因为瞌睡太大而失盗，也不怕来了盗贼不能自卫。决定给的报酬，是每人每年二百斤稻谷，不记工分。在当时，政策规定，人们全年口粮，包括人口粮和工分粮，收成再好，最高是六百斤。这二百斤稻谷，可是个不小的数字，被选上了，我自然愿意去做这件事；而那鲁老四，也很高兴。
这个鲁老四，因为是一个人生活，生就了要强的性格，形成了古怪脾气，遇事不合他意见时，总会恼怒地发泄，由于没有老婆，竟被人们称作“孤僻”。特别是他爱干净，至于有了“洁僻”的名声。因此，许多人对他都“敬而远之”。
当年，我已经是“爱好”的年纪了，处处都注意自己形象，觉得与鲁老四相伴，他应该不嫌弃我。可是，我的母亲却说：“与鲁老四看队屋，怕你受不了'夹棍'。他那脾气，很少有人能合得来。”我说：“他只是爱清洁出了名，这应该是好事；别的方面，我注意一点，尽量不与他违拗，大约能合得来的。”
说起鲁老四，实在是个不幸的人。他有兄弟五个，他是老四。高挑的个头，细条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兄弟当中，是最漂亮的一个。“大跃进”前，他的家庭为他在村上谈好了个姑娘，还没有娶回来。“大跃进”中，他被分配用牛耕田。他使用的是一头性情猛烈的牯牛（公牛），一个早上，他正给牯牛架轭时，小牯牛却看见另一个人牵着小猀牛（母牛）从田的那一头经过，竟像疯了似地奔向小猀牛。鲁老四只是在一心操作，完全没有料到这种突发事件。那牛后面木犁上的铁犁头，不偏不斜地插入了鲁老四右腿肚子上，将他整个人拖倒了，那疯狂的牛仍然在疯跑着。牵猀牛的人见状，赶紧遏制了疯跑的牛。可是，鲁老四已经被倒拖了近十米，昏迷了过去。人们赶紧在他的大腿处用绳子捆扎了起来，避免流血太多，及时找来担架，将他送到了公社卫生院，
可是，因为鲁老四伤势太重，那受伤的腿从此便残废了，走起路来，只能是前脚掌着地，一踮一瘸，不仅自己难受，样子也很难看；更加要命的是，那伤口总是不能结痂，流着黄水。因此不能在水田里劳动，当时的干部只好将他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调到了副业组。在那里，他学习做竹匠手艺。可是，因为是“半路出家”，又没有好的师傅，只学到了一些简单的竹工活。他那还没有过门的女人，见此情况，居然与他“分道扬镳”，走自己“理想”的路去了。
“大跃进”结束后，他因为没有好的手艺，算不上是真正的“竹匠”，没有人叫他做竹匠生活。他那腿虽然还是流着黄水，只好天天用布包着，还是在生产队里做农业。鲁老四性格很要强，虽然腿残废了，劳动中，无论是水田里，或是无水的干地方，都乐于抢在人先，除掉挑重担以外，做任何农活，他都很在行，而且做得认真，讲究质量。虽然是残疾人，却是生产队里标准劳动力。可是，却再也没有谈论女人的机会。都三十好几岁了，还是单身一人。
当年看守队屋，都是两个人合睡一个床铺。因为队屋里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再开一个铺，我与鲁老四也只好同睡一个铺位。
鲁老四“洁癖”虽然出了名，但是到底有多么爱清洁呢？我天天看见他，并且给他记录劳动工分，却没有见他与普通人有什么格外的“清洁”之处。当我接受了队委会决定的那一天，收工后，特别去他的家里与他见面，征求他，我与他看守队屋，与他同铺睡觉，他是否愿意；也顺便看看他那“洁癖”的情况。
他对我还算满意。他说，你是小青年，不嫌弃我，我哪会嫌弃你呢？不过，你天天要盥洗干净，别搞得太邋遢就好。我说，我每天都是洗得干干净净才睡觉的，你放心呢。他还说，你要常常刷牙，起码两三天要刷一次。我说，我是天天都刷牙的。他说，那可不行。牙哪能天天都刷呢？那样的话，会把牙齿刷坏了的。你年纪轻轻，可别这样做，要是真的将牙齿弄坏了，可不会再好的呢。我说，刷牙会刷坏了牙齿，我还没有听说过——不会的吧。他说，我叫你不用天天刷牙，是对你有好处的，天天刷有什么用？只要天天洗脸时，用手巾捞捞嘴，就很好了。我见他这样说，便没有与之理论，而是用心地要看他怎么个“清洁”法。
鲁老四一个人住着两间小瓦屋，一间做着卧室，一间做着客厅，客厅后面砌着个小灶。灶边是一架碗橱，客厅南侧是一张八仙桌，桌子两边各放着一条板凳。房子里尘灰不染，干净清朗。我在与他谈话的时候，他正在炊造晚饭。他将米下到锅里，点着了柴禾，便拿块抹布在很干净的碗橱上、桌子上、客厅的柱子上揩抹。他劳动时穿的布鞋，回来时放在进门的门外，破破烂烂的，被泥巴糊得看不见本色。他居然将鞋子敲敲打打，又用锯镰刀将敲打不掉的泥巴剔除掉。破鞋子在他的侍弄下，居然变得眉目明朗起来。末了，又用高粱苗子做的档把，弹扫着大门和外墙上的微尘。我看他这样的忙碌，心想，难怪人人都说你有洁癖，果然不假——你所做的这一切，在平常人来说，都是多余的。你一个人生活，比一大家人还忙啊。我看他忙得“不亦乐乎”，便向他告辞回来。
两天后，我与鲁老四在队屋里合开了个床铺，每天在天黑以后就到那里去，检查完队屋里的情况后就上床。刚刚与他同铺睡的时候，他那习惯实在令我烦厌。每天上床以前，他都要询问我洗了澡没有，洗了脚没有？有时候，甚至凑在我身上用鼻子嗅嗅，试试我身体有没有异味。他说，你们小青年，玩心重，许多人不爱干净，我怕你也是这样呢。大约一个礼拜后，他也算习惯了我的一切，不再对我做严格的卫生检查了。
我们这样同铺而睡，居然是两年时间。鲁老四每天除了劳动外，没有任何“心思”。两年中，我们交谈了许多事，就是没有谈到男欢女爱的性爱事。像他当时那样的年纪，不谈性爱，足见他对自己性欲的压抑，称得上难能可贵。因为他比我大许多，我也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女人。他平时很少说什么，因此，总是上床后，就习惯地入睡。
当时柴油很便宜，质量差的，八元六角一百斤，好的才十二元。队里因为用柴油机抽水灌溉水田，总是用大铁桶储备着柴油。许多人晚上都拿小桶去仓库大铁桶里舀柴油，用棍子将破布扎成小把子，沾上柴油，点着了做火把，去灌了水的青棵稻田里照黄鳝，效果很好，队里并不阻止。我将柴油装在一只空酒瓶里，用废纸做成灯芯，当灯盏用。我做的灯芯很粗，正好将瓶口塞满了。点燃这种灯，烟雾很大，还算光明。好在队屋里并不密封，空气流通顺畅，并不觉得烟熏。在鲁老四睡觉的时候，我便坐在床上，背靠着墙，在灯下看书，有时也做点笔记。直到感觉疲倦时，才安然入睡。两年里，我将能够找到的书，都寻来读了。
这样的日子我过得怡然，自以为也算舒适。鲁老四见我看书似乎入迷，有时候问我，你到底看了些什么？怎么这样专心？大部分时候，我只是敷衍他，说看得玩玩，没什么意思。有时候，也将书里的大概内容说给他听。他听了，高兴的时候，总是大发议论，说，还是识字的好，自己可以读书，万事书中出，看书能知道世上许多有趣的事，真好。他将我读书，看成是自己寻找的娱乐。有时候，他也谈他对娱乐的爱好。他最得意的，是他年轻时也学了一些“歌句子”，他说，唱起来是很有趣的。每当说得动情时，便真的唱起来。现在，他那粗犷、沙哑，并不好听的嗓音，还犹在耳旁。因此，他那些歌词，也还有几段我是记得的。藉此机会，拣几段录在下面，算是对他的回忆：
其一：
天上星星朗朗稀，照见穷人穿破衣。
星从东往西移，人生也有转运时。
哪有穷人穷到底；哪有富人富一生？
其二：
不晓得唱歌起什么头，不晓得架轭用什么牛？
一用用到田这头；一用用到田那头。
一跤子摔在牛后头，活象老牛下小牛！
其三：
河那边有只鹅，嗰哦嘎哦学唱歌。
嘴巴没有铜钱大，项颈没有麻线粗。
你嗰哦嘎哦唱什么歌？
有时候，他也说些故事。可是，他所说的多是“闲言碎语”，一鳞半爪的短语。不过，有的哲理很丰富，对我很有影响。后来，我根据他所说的意思，进行着添油加醋，许多内容都成了哲理丰富的好故事。
恍惚间，我们看守队屋过去了两年，我已经进入二十岁。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时期过了去，农村进入了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卷入了大运动，常常是晚上要参加活动，不能再看守队屋。于是，我们“同榻而卧”的时期结束了，我与鲁老四相伴而眠，在我的记忆里，就这样成了历史。。
鲁老四是个很平常的农民，而且遭遇着不幸。农民在劳动中遭遇不幸，是非常悲惨的，没有任何工伤、福利之说，只能是“自认倒霉”。鲁老四因此终身未娶，孤独地活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才离开尘寰。他正因为自己的不幸，加上内心的要强，形成了孤僻的性格，又生怕别人嫌他“烂腿”，格外地爱好清洁，似乎形成了“洁癖”。不太了解他的人，总有些嫌弃。我与之两年的特殊相交，并不认为他“孤僻”、“洁癖”，还觉得他真诚，热爱生活，因此，常常怀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