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九十四章 解剖麻雀（三）

高昶旭觉得，康处长的话很有道理，作为省行业务处的负责人，到了基层，他的话，虽然不是圣旨，但最起码也算是领导指示了。也可能说者无心，但是听者有意，省行的处长啊，基层的领导都要对他仰视的，就不用说基层一般人员了。

所以越是大领导，说话越小心，说话越谨慎，生怕自己一时说漏了嘴，被下属鸡毛当令箭，那就有违自己的初心了。

可是黄安家却不这么想，因为试点工作的重任，是压在他的肩上的。为此，在试点的过程中，遇到操作层面的问题，他就是最高领导，别的人都眼巴巴地看着他，指望他拍板呢。

可是，尽管是营业部信贷方面的专家和领导，但是面对着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政策规定，对于担保抵押的问题，他仍然是一筹莫展。他的权限其实很小很小，小到几乎没有，因为哪一条政策规定者，哪一个条条框框的制定者，最起码也是省行一级的。所以，在他的概念中，省行，就是基层行的最大领导了。

对于省行的领导，黄安家，所有的感性认识，就是到省行去专门送稿件的那一次。虽然后来的稿件被刊发了，送稿件的时候，人家也就是给他倒了一杯水而已，别的话，并没有什么交流。

特别是人家拿起他送的稿件，只是瞟了一眼，就轻轻地放下了。在那一刻，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就被打掉了，继而转变成面对大领导时的强烈的自卑感。

这种自卑感，不仅仅是来源于人家对他专程送来稿件的不重视，更是来源于，他觉得自己千辛万苦，坐汽车倒火车，千里迢迢，把稿件送过来，他当做宝贝的稿件，在人家眼里轻飘飘的几张纸而已。所以自尊心变成了自卑感，自卑心，就使得他对稿件的被刊用，感到深深的绝望。

后来稿件被刊用了，黄安家的自卑感，并没有因此而打消。他觉得并不是他的专程去送稿感动了研究室的领导，而是研究室的领导是看在高昶旭署名的面子上才刊用的。

高昶旭虽然也不认识研究室的领导，但是毕竟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而且高昶旭的职务，不仅仅是营业部的总经理，同时还是市分行的党组成员，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有实权的副处级领导干部。说起来，从级别上，跟研究室的领导也可以平起平坐。

所以黄安家把那篇稿件的被刊用，看作是高昶旭署名的威力所致。当然这一切他都藏在心底深处，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个往事。

现在面对着一众省行领导，黄安家的自卑感自卑心，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重了。因为不仅仅有省行业务处室的领导，更有省分行的副行长，也就是大领导在场，有领导在，领导的气场就强大。

所以基层的人，见了上级领导往往未见先怯。见了之后，自己仅有的一点气场也被压制了，被屏蔽了，整个会议室起作用的，都是可以支配一切的领导的强大的气场。

在这种氛围下，从事实操工作的黄安家，好容易见到这么多的领导，好容易谈到他自己所熟悉的业务工作。在这方面，算是自己的拿手好戏，他并不露怯。

面对着阻碍试点工作进一步开展的拦路虎，也就是满足贷款条件的抵押品担保资格问题，遇到了政策的瓶颈，仅仅依靠他们自己，是无力解决也无权解决的。

像康处长所说的，要他们去摸索，去探索，去实验。从道理上讲，这样说也没有错，但是刚刚发生了王晓悟的案件，虽然在整个案件的过程中，各个环节中，黄安家，并没有被牵连其中，但是这只是侥幸而已。同样的情况，会不会发生在信贷业务条线？这个谁也不敢打包票。

明摆着王晓悟案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制度没执行或者是没有严格执行，所以才酿成大案，酿成大祸。案发之后，各级行各有关部门都派驻了调查组，一时间各调查组的人员，甚至超过了营业部机关本身办公的员工，这种阵势基层好哪里见过！

平时那些大领导，都只能在文件中，在传达会议精神中看到听到他们的名字，可是现在随便在楼道里就能遇到这种只能仰视的大领导。

这种氛围，就使得大家都有一种惶惶不可终日之感。你没有被王晓悟案件所牵连，黄安家只能暗自感谢自己运气好。其实信贷调线，根据目前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虽然不至于发生王晓悟那么大的惊天大案，但是利用手中的信贷权利，以权谋私，为自己捞取好处，这样的违法乱纪案件，黄安家，心里没底。

他觉得自己就是坐在定时炸弹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因为相比于安全保卫工作，会计出纳工作，信贷工作牵涉到的条条框框政策制度更多，更详细，牵涉到的人员也更广。

对这些条条框框政策制度，紧赶着遵守，都有遵守不到的地方，都会被人挑出毛病挑出瑕疵，那就更不要说，有意识地去打擦边球，游走在灰色地带，那不是自己找死吗？这也是试点工作，雷声大雨点儿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具体原因。

现在好容易，一下子遇见这么多的大领导，在黄安家的概念中，这些大领导都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角色。像营业部试点遇到的政策难题，其实有很多也只是在这些大领导的一念之间。

对于省行调研组的到来，黄安家是抱着极高的期望值的。好像长期受虐的媳妇，突然见到了娘家人，只想着要把长期受虐的委屈痛苦，竹筒里倒豆子一般，稀里哗啦的倒出来，然后娘家人硬气地表态一番，心里就平衡了。

可是说了半天，康处长，绕来绕去，就是不往关键问题上讲，就是不敢拍板，就是不敢定论，就是不敢说一句硬气的话，就是不敢说这类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说是让我们试点的人去大胆探索，可是这种探索就犹如走钢丝，明明政策规定是不允许的，你要是按政策规定去做，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如果想做成这件事，就要突破一些政策制度的规定。

但是上级行领导，人家只是动动嘴皮子而已，真的你去探索了摸索了，搞了一套自以为可以想得通的东西，如果在实践中这一套是可行的，是安全的，是没有惹祸的，那么人家也不会来追究你，但是也不会表扬你，因为你的所作所为是不符合有关政策制度规定的；如果你的试点，你的创新，弄错了惹出祸来，甚至导致了直接的资金损失，那么各种批评，各种调查就会接踵而至。

就像王晓悟案件一样，尽管从实际上来说，是营业部自己发现的案件，自己暴露的案件，但到头来，牵涉其中的部门领导，都要被上级行追责。一旦追责下来，那就是辛辛苦苦多少年，一夜退回解放前，你以前做的功绩再大，都不能抵偿你所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