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 稻
卖 稻
生产队时期,由于收获的稻谷总难以完成国家分配的任务,到粮站卖稻谷,只怕是没有的,不存在卖不掉的问题;粮站服务人员也都服服帖帖地服务着,欢迎农民们来卖稻谷,稍微服务不到位,政府部门就会给予严厉的督促。农民们只愁没有稻谷出售,根本不用烦神卖不出去。
开放后,至2000年前,国家还是将稻谷收购权独揽着,每当收购季节,不准粮食流通,强制农民们把收上的稻谷卖给粮站。要是有粮站以外的人收购,一经发现,就予以没收,或者予以重罚。因此,粮站成了农民们卖稻的唯一场所。
一年一度的“双抢”,是在一年中最炎热的酷暑中进行的。那些年,农民们经济拮据,“双抢”刚过,出售早稻的势头也象双抢一样,热火朝天起来。每当此时,粮站的晒场上、过道上,以及附近的马路上,都被待卖的稻谷挤得水泄不通。粮站里悠闲的看样员,在汗流浃背的卖稻人的簇拥下,慢慢吞吞地看着稻谷样品。人情厚些,香烟递得凑巧,看样员心情愉快些,而卖的稻谷数量又不算多(只一、二百斤),则虽然打个百分之三、五的折,接受个最下等的价,还有可能卖的掉;否则,再好的稻谷,也要鸡蛋里面挑骨头。必需反复再晒,或者反复整理后才给你理会。弄得那晒场日日爆满不算,还有许多稻谷在等着出晒。其实,不少稻谷只是才摊开来又收起,就成了合格品;那台整理稻谷的电动分离筛,“你方唱过我登场”,一天到晚忙个不停;而被整理的稻谷,并没有被分离出什么东西来。因为,农民们上粮站卖的稻谷,已经在家里整理得很好了。质量基本都是上好的。
双季晚晚上场后,这样的情景又要上演一两个月。冬天的太阳本来就不热烈,那些被晒的稻谷,有时要晒十天半个月。如果不向看样员求情,简直就卖不了。而只向土里抱食的农民,不卖稻谷,就没有一分钱的来源。因为生活所逼,再困难,也要想办法把稻谷变出钱来!那时,卖稻难,是普通农民最头痛的事!
与此相反,稻贩子们却很活跃。他们用拖拉机拉来的稻谷,每次都是三吨、五吨的数量,无论质量好歹,全部被顺利的收购进去。这是因为贩子们与粮站工作人员暗中勾结,利润均占。这样一来,逼得农民只好将稻谷质量弄得差差的,有的人甚至特意将稻谷里掺进泥巴。在家里以每百斤比粮站便宜五元左右,卖给稻贩子。
粮站年年百般挑剔地“讲究质量”,收购农民稻谷,可是,大库里年年都有大量的稻谷腐烂变质;收购农民的稻谷虽然都克扣百分之三到五的数量,而大库不仅没有升益,反而年年都有数量不小的亏损。粮站职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家粮食耗子。
那时候,国家年年都宣传用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粮食,甚至说,有多少收购多少,来者不拒。每当收购季节,粮站都用横幅红布写上“农民兄弟不用愁,粮食一年收到头;农民兄弟不要怕,粮食收购保护价”;那实在只是装饰门面、欺骗人的作为。因为,粮站的工作人员,黑着良心,利用手中的权力,百般刁难卖粮农民,有意逼迫农民把自己的稻谷贱价卖给稻贩子,好让他们合伙赚国家的钱。因为,粮站的粮食是国家的,这样“赚”出来的钱,才是他们自己的。粮站职员在公开地钻国家粮食政策的空子;国家在公开地豢养大批的偷窃国库的老鼠!卖稻的农民们,眼见着他们在公然枉法营私,遭受着卖粮难的困境,向当地政府反映,竟然回复说:这不是他们管理的范畴。因此这种情况,年复一年,公然行驰,毫无顾忌。
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在全国很普遍。因此不少负有正义的人纷纷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我也先后向《半月谈》杂志和安徽省委书记王太华写过信。《半月谈》杂志将我的文章分别在内部和公开的刊物上各发表了出来;王太华也派出了一个七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来询问了我。
经过许多人多年的努力,国家终于调整了粮食收购政策。从前年开始(2000年)粮站算是结束了垄断的局面,粮食收购真正的放开了!这样,立刻出现了市场竞争,卖粮容易的可喜局面。
现在,粮站虽然还在收购粮食,可是,已经只是个人行为,而非国家包揽;同时,粮食市场已经广泛地放开,而且非常繁荣,农民们的稻谷,可以不受限制,选择价高服务态度好的地方去卖。这样,省掉了卖粮必须受窝囊气的这一关。
国家政策可以激励人们,也可以制约人们。农民卖粮,正是政策不同,情况也就不同的体现。因此,制定国策,其科学程度真的是无可估量!
2004年1月2日记及,附发表在《半月谈》《半月谈》杂志上的原文:
保护价:国家花血本 农民空当名
安徽 时学
现在执行新的粮食收购政策,我地粮站的做法却让农民很伤心。
一、官僚作风,令人作厌。我们卖粮,被指定在固定的粮站,可是粮站工作员早上上班“难”,即使偶然上了班,也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鉴定质量的人,权力太大,关系好的,不用排队,孬稻能卖出好价钱。没后门的农民卖稻,排队有时要挤两三天,好稻也卖不上好价。卖粮人有理无处说,心里很不舒畅。
二、农民种不出一、二等粮?粮站门口明白写着一、二、三等稻子的标准和价格,可是,在收购中,却没有一斤稻子能卖上一等,即使有个别能定为二等,也是人情粮。农民的稻子全部被定为最低等,而且全部都要打折。粮站里有鼓风机连着振动筛,按照鉴定质量者的要求,用鼓风机振动筛整理过的稻子,干燥度当然是符合要求,但这样的稻子还是三等,还要打折。我曾问鉴定质量的人,“什么稻是一、二等稻?什么稻才不打折?”他公然说:“没有一等稻,也没有不打折的稻。”
三、国家一再说,粮站要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可是,真正“敞开”只收购几天,多数农民还不知道呢。粮站像打游击一样,突然收一两天做样子,等农民知道了,粮站又关了门。而那些与粮站私通的粮贩子,则用大汽车装粮食送去,粮站用“张冠李戴”的办法,照收不误。因为粮站的保护价每百斤比粮贩子收购农民的稻子高出十多元,粮站工作人员便与粮贩子勾结起来,粮站对没后门关系的一般农民,阻扰他们到粮站卖稻,农民无可奈何,只好将稻子低价卖给粮贩子,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与粮站工作人员合伙赚“黑心钱”。
以上情况绝非个别现象,农民有苦无处诉,地方政府见而不管,说粮站不归他管。而有些参与赚“黑心”钱的人甚至公开说:这些是正常情况。如果,粮站的行为是“正常”的,那么,请政府给农民一点自由:不要规定我们一定要把粮食卖给指定的粮站,给农民多一点销售渠道,这样农民可少受“窝囊气”。国家花了血本,农民空当了个受“保护”的名义。想想这些,农民难免气愤。
该文载予《半月谈》1998年第22期第60页。发表时有改动。
此外,还有“内部版”的原文,内容差不多,只是改动的比较少,这里就不重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