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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章 难得糊涂
虽然高昶旭嘴上说,对于冯天娇起诉不起诉郑雅明侮辱诽谤罪,他不加干涉。但是在高昶旭的内心深处,他还是希望冯天娇也能跟自己一样,不跟下属对簿公堂。
毕竟从身份上来说,冯天娇现在跟以前大不一样了。以前当人事经理的时候,不管位置有多重要,从职能定位上来讲,人事经理也仅仅是一个中层干部而已。
但是现在冯天娇有了新的身份,她是升格后的开发区办事处经理,从职级上讲已经是营业部副总级的领导了。同时还是部务会议成员,也就是说是营业部领导了。
作为部门经理,基本职能是执行单位领导的意图,其实只是一个传动环节中的一个齿轮而已,只是这个齿轮是一个具有承先启后作用、既被别人带着转,也带着别人转。
而领导就不一样了。如果说领导也是一个齿轮的话,那么领导是一个主动齿轮。这样,领导一定要自带动力,而中层干部是可以自己不要动力的,动力直接从领导那儿来,这就是区别。
所以如果冯天娇仍然是人事经理的角色,那么在跟郑雅明的矛盾中,她跟郑雅明算是平级是同僚同事。这样在身份上两个人是平等的,即便是真闹到对薄法庭的那个地步,大家也不以为奇。
但现在冯天娇的身份,已经是部领导了,跟郑雅明这个办事处总经理,在身份上就已经不平等了。现在不管郑雅明同意不同意,他都要接受冯天娇的领导。
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冯天娇跟郑雅明对簿公堂,那么即便是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头肯定是有看法的,是不服气的。觉得堂堂一个营业部领导,怎么能跟自己的下属去打官司呢?
可是高昶旭也知道,正像李经理对自己说的那样,冯天娇虽然是营业部的领导成员,但从身份上来说,她也是普通公民,也跟其他公民一样,有着自己的荣誉权。现在她的荣誉权受到了部属的侵犯损害,他当然有权站起身来,捍卫自己的名誉权。
当然,高昶旭他自己也跟冯天娇一样,有着自己的名誉权,只是他对领导的名誉权的理解,可能跟冯天娇有些不一样。高昶旭也是听了韩行长的教诲后,才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你就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拥有相同的名誉权。这叫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当领导,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就要有接受别人批评挑刺,以至于故意的抹黑泼脏水。
当然,冯天娇是刚刚提拔到部领导的位置上的,她对于部领导的概念,可能没有高昶旭理解得深。她在人事经理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这个位置给她的身份认同带来了一些惯性。在惯性的作用下,冯天娇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已经是领导者的身份了。
不过,所有这些也都是高昶旭自己在心中默想,在口头上他只能对李经理说,“我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向郑雅明提出诽谤侮辱的自诉。但是对于冯天娇,我不能替她下保证,她有她的情况,她有她的想法。你作为监察室总经理,作为内部处理郑雅明问题的第一道关口,你可以把跟我说的这些,再给冯天娇说一遍。至于她提不提出来对郑雅明的自诉?由她自己决定,她决定以后,咱们再看情况,进行下一步的程序。”
李经理就去见冯天娇,李经理介绍完跟公安局接洽的有关情况,也叫冯天娇看了公安部门下达的对郑雅明的处理决定。
冯天娇作为原来的老人事经理,对于员工的处分情况,甚至比李经理还有熟悉。但是冯天娇并没有跟李经理谈起,应该如何对郑雅明做行政处分的事情,而是若有所思地说,“郑雅明这个伪造裸照的事件,给人造成的影响,不仅仅是当时,它造成的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说比同龄人比同僚,算是幸运了许多。从另一个角度讲,我这一次能够顺利升格,也算是春风得意。但是,辩证法好像就是,人有一得必有一失。”
“从职务上我升格了,这对自己来讲,是职场上的一个很大的转折,值得高兴。人在高兴的时候,就容易晕头转向,容易乐极生悲。”
“其实,这些天我自己也想通了所谓的乐极生悲的道理。乐极生悲,虽然是一句成语,但是却饱含着人生的哲理。这个乐极生悲,从辩证法上来讲,人高兴得过了头,到了顶点,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就会变成悲。”
“这是从主观方面讲,从客观方面讲,你在这方面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但是你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全部东西,在你得到想要东西的同时,你必然也会失去一些东西。”
“郑雅明这个伪造裸照的事件,其实就是给我敲了一个大警钟,他使我一下子猛醒过来,知道虽然这一次蒙承大伙的错爱,我顺利升格,晋升为营业部的领导成员,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我顺利升格。”
“而我的顺利升格,势必造成了某些人的失意,无形之中挡了别人晋升之道。虽然这不是我自己的主观故意,但在客观上造成了别人的停滞不前。”
“所以招人忌恨也就顺理成章,只是这一次郑雅明闹得太过分了,如果他仅仅是向上级行上级部门写匿名信,发泄自己的不满,我倒也可以理解。”
“但是他不仅写了匿名信,同时还故意伪造了裸照。他不仅伪造的裸照,而且把裸照发给我的家人,这就有点太卑鄙无耻了,这就超出了同事之间闹矛盾的界限。”
“即便是同事之间的矛盾,如果牵扯上男女关系作风问题,就太有杀伤力了,太容易对别人造成伤害了。现在的郑雅明不仅拿这个问题伤害我,而且要伤害到我的家庭,我的家人。”
“如果说我在无意中,挡了了郑雅明的道,他对我产生忌恨,还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他这种忌恨尽可以直接发泄在我的身上,哪怕跟我当面吵架打架,我都可以理解,我都可以谅解他。毕竟从客观上侵害了他的利益,妨害了他的职场生涯。”
“但是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把伪造的裸照,发给我的家人,让我的家人蒙冤。你也知道作为男同志,最为在意的不是金钱的损失,不是官场的失意,而是头上戴的绿帽子。”
“郑雅明这种行为,就是故意拿起一顶绿帽子,戴在我爱人的头上。我爱人他有他的交际圈子,有他的职场生涯。他给我爱人寄的裸照,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的话,可以想象我的爱人要承受多大的思想压力?他怎么向他的家人交代呢?”
“所以刚一开始识破了郑雅明的裸照以后,我爱人就找了一帮小兄弟,准备以暴制暴,好好地教训一顿郑雅明。当时我虽然对郑雅明的作为非常生气,但多年的人事工作历练,使我勉强保持了理性,说服了我爱人放弃了以暴制暴的构想。当然,后来我也把这情况告知了高总经理,高总经理也是立主理性对待,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对方的高度。”
“以暴制暴的想法被否定以后,我爱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甚至自学了一些法律知识,咨询了一些律师朋友,他准备到人民法院对郑雅明进行起诉。”
“但是郑雅明狠就狠在这里,明明大家都心知肚明,认定是他制作了裸照。不管是常识判断还是逻辑推理,都指向了他,但就是苦于没有过硬的证据,怀疑毕竟只能是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