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散文）
已经有四年没有见到工厂正门附近的街边，那个补鞋的老太太了。今天劳动鞋又坏了，脑海中的画面再一次定格在四年前那个盛夏傍晚……
补鞋的老太太端坐在一个小板凳上，正在专注的修补一支红色皮鞋。从她满脸的皱纹头和发花白的头发判断，她的年龄在七十岁以上，但那双坚毅中带着平和的眼睛却与她的苍老不匹配。
老太太身旁有一辆脚蹬三轮车，一个留着长白胡须的老头安详地坐在三轮车的车斗边上。他脸色红润，精神抖擞，面带微笑，神色淡定。
老太太接过我那双张开嘴的劳动鞋时，我问道：“大娘，您今年有七十多了吧？”
老太太打量了一下我，笑了，用强调的语气说：“七十六了。”
“您这么大岁数，还天天在这里补鞋啊？”我像个记者似的追问。
“这算啥？看看我们家的老头子，都八十二了，每天一大早就骑着三轮车托我过来，中午给我送饭，晚上做完饭再接我回家。”
老太太眼里满是幸福，转回头看看老头子听到她这番话的反应。
老头装作无动于衷，似乎觉得心里的态度表达在脸上是多余的。
“你们老两口就靠补鞋为生吗？没有子女照顾你们吗？”
老太太用更深的笑容传递出内心的自豪，褶皱的嘴唇露出整齐的牙齿对我说：“我有三个儿子都在外地，一个女儿在本地，四个孩子都是大学本科生。大儿子在北京，是个军官；老二在长春，是一家医院的主任；老儿子在上海，是一个集团公司的总经理，人家一个月就给他五万多。我女儿从前是在本地做教师的，嫁给一个开大车的，前几年自己买个门市房，我女儿就辞了工作开了一家汽车配件店，一年也不少挣。他们总要给我们汇钱，我从来不要，自己有手有脚，一天还能挣五六十块钱，我和你大爷手里还剩下五六万都花不完，要他们钱干啥？”
“你们现在就住在女儿家吗？”
“我们自己有家，去别人家住干啥？从前我们有一个一百多平的房子，还有个能种点菜的院。前几年房子占了，回了一百多平的楼房，我们要的是一楼。我几个儿子从前一直就说不让我们干了，要接我们去他们那里养老，我们死活不去。占房子的时候，我们住在我女儿家，大儿子非要把我们接到北京去，我们去住了几个月就住不下去回来了，以后谁让去我们都不去了。”
“有吃有喝，让他们伺候你们，享点福不是挺好吗？”
“儿子给我们雇了个一保姆做饭，吃的住的都挺好，就是没意思，呆不住。”
“出去溜达溜达，参加老年娱乐活动啥的呗。”
“咱们是补鞋的，和那些在单位退休的人也合不上群。要是让我补鞋，比干啥都高兴。我知道儿女都是想尽点孝心，看着我们这么大岁数还在补鞋，他们心里不好受，可我就喜欢补鞋，就好像有瘾似的，挣不挣钱都无所谓。”
我接着问：“您和大爷当初是怎么想到补鞋的呢？”
“我们是从农村过来的，当初为了让孩子们在好点、近点的学校上学，卖了农村的房子和地，在这里买了个平房。咱是个农民，没啥文化，也没啥技术，只能靠手艺挣点钱了。”
“您补鞋挣的这点钱能供得起四个大学生吗？”
“前些年生活条件都不算太好，鞋坏了都舍不得扔。哪像现在的年轻人呀！鞋旧了一点，眼睛都不眨就扔了。那时候，我一天的活都忙不过来，也不少挣。大儿子考得是军校，国家给补助，学费也不咋高，还年年拿奖学金。老二道是我和老头子供出来的，人家在学校省吃俭用的，从不乱花一分钱。到老三、老四的时候，老大、老二就毕业挣钱了，全家人一起供他们俩个。”
“您的儿女现在都已经事业有成了，您当初是怎么教育培养他们的？”
“也不用特意培养，就是让他们周六、周日陪我们一起补鞋。他们看到我们夏天风吹日晒，冬天冻得鼻子通红，只能带着露出手指的薄手套补鞋，自然就会知道好好学习了。”
我听完这番话，本能的凝视着老太太那只握锥子的手。她将锥子把攥在手心里，伸出一根食指，抵在锥子的尖部，用力将锥子尖扎进鞋底。那根伸出的食指粗糙有力，指甲很厚，像被风干似的，指尖边缘长了一层硬茧，硬茧破损得像锯齿，关节和手指上的筋骨在那枯枝般的手上凸显出来。
老太太不必多说什么，试问哪个子女看到这双为自己操劳一辈子的手不会心寒呢？
鞋补完了，收了三块钱。我的眼睛就像一个照相机，心里的手沉重地按下快门，把这两个慈爱、刚强、豁达、乐观的老年夫妇，连同那象征着千万为儿女操劳一辈子枯枝般的手，一起拍成照片珍藏在心底，这张照片也是我拓宽对于美的概念的象征。
之后，我那双劳动鞋补了破，破了补，穿了半年多。每次到老太太那补鞋的时候，总能从她的身上体会到对人生的启示和反思。
记得一年后，一次补鞋的时候，老太太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补鞋了，我老儿子非要接我们到他那去养老。你说得对，孩子们要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不能尽一点孝道，会背着这个阴影内疚一辈子的。我们老两口想好了，先上老儿子那住一段时间，再到大儿子那住，哪个孩子也不让他们有遗憾……”
透过老太太慈爱的双眼，我看到了同样为我操劳了大半生的父母……
我曾这样劝过老太太：“父母在有生之年，做儿女的，如果不能尽到应尽的孝道，难道当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候，再去和别人比谁家的坟地修得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