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5章 穿针引线

根生工作事业也可以说小有成就，可是个人婚姻问题就是不顺。

虽然上海很大去玩的地方也很多，可是根生的生活范围狭窄，星期六和星期天去复旦大学上课。工作时间每天不是在公司上班，就是下班后回市郊的宿舍。

来上海后的前一段时间，他还常常怀念起孟华，后来冷静一想，这段感情事该结束了，他也想在上海找个女朋友，然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虽然论工作他现在还可以，但是提起经济和他的家庭情况在上海就没有什么优势，因此根生的个人问题没有什么进展。

周围熟悉的同事也想给根生个人事帮帮忙，可是一直没有什么结果。除了上次顾大妈介绍的钱芳，别人还给他介绍了两个女朋友。

一个女的见面后，对根生说：

“你的单位和工作很不错，咱们结婚时能有房能有车吗？”

根生老实回答：

“恐怕得五年后才能办到。”

于是一个“拜拜”再没了音信。第二位只见了一面，对方话说得很直还很幽默，也让根生生气，没说几句两人各走各的。这位娇滴滴的小女人，一见根生就愣在那儿，过会边笑边说：

“你看照片还可以，怎么你们西北人长得五大三粗的，你们农村那儿住平房，如果遇上个地震什么的，你还真是个‘顶梁柱’呢。可是大上海都是高楼大厦也没发生过地震，我长得娇小，咱们俩搭配形象就差远了。”

婚事连连受挫，以后别人再提起给他介绍女朋友，他都有些头疼。

西欧部办公室里有一位管资料文件的女同志叫袁兰芬，四十多岁也算公司的老同志，她觉得根生人不错，不知对象咋这么难找呢？于是就暗中替他操起了心。

一天她在街上遇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于媛，故人相逢十分亲热，高兴中她就拉于媛去她家坐。两人谈起目前各自的工作和家庭，话越拉越长，袁兰芬问于媛：

“囡囡现在干什么？结婚了没有？”

于媛摇头道：

“工作还可以是个会计，对象却让人头痛，连个朋友还没有呢。”

袁兰芬就说：

“条件要求太高了吧？我看人差不多就行了，这么大个上海市还找不来个合适的？”

于媛叹口气说：

“为这事家里三个人现在还常常闹气，妳以后也帮忙操个心嘛。”

袁兰芬说以后留心着，于媛走后她想起根生来，可是一会她就打消这个念头。这倒不是她觉得两人不合适，只怕张罗半天没什么结果，因为她知道于媛是一个十分挑剔的女人，她想囡囡到现在还没对象多少与她母亲有关。于媛和袁兰芬是高中同学，当时两人关系一般，袁兰芬接触于媛多少还有点顾虑，因为她家是资本家，那时学校政治气氛很浓她怕影响自己进步。于媛在学校很低调还看不出她有多大毛病，以后袁兰芬考上了大学，于媛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没考上进工厂当了工人。

文革停课下厂劳动，袁兰芬到工厂碰见了于媛，她发现这时的于媛神情有些张扬就感到很奇怪，文化大革命正是黑五类及其子女倒霉的时候，她怎么一改过去高中时的低调呢？后来去了于媛的家才知道，她找了一个同厂的干部丈夫，此人可是根正苗红，他的爸爸是南下干部还是一个单位的头头。虽然于媛家政治没翻身，但她却改换门庭是个革干家的媳妇了，说话口气也大起来。袁兰芬当时还是个穷学生，于媛已经工作家庭又不错，她隔段时间把袁兰芬叫到家里吃一顿，这样两个人关系亲密起来。于媛在家里更是个当家的，对丈夫也指手画脚，不是抱怨什么就是指责什么，他的丈夫可能年龄比较大有些宠惯她。

过了没几天于媛打电话又约袁兰芬去她家，两人从有了孩子，加上人到中年以后工作生活负担重，来往又少了，上次再见面又亲热起来。进了家门，于媛的老公老汪和囡囡都在，袁兰芬指着囡囡说：

“当年的小囡囡转眼就成了大人了。”

于媛说：

“她啊！再大在我们眼里都是小孩子。”

汪静微笑着显得绵恬文静，囡囡是她的小名，她见大人们说话就说去外面买些东西。于媛交给她一张纸条，让她按单子买，还附在她耳朵悄悄交代几句。袁兰芬看见这一幕，等囡囡走后就对于媛说：

“妳也把孩子管得太细了，好像人家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这一代人全是独生子女，都是娇生惯养，不给他们说着些，自己生活都不知怎么过。”

于媛说起了这个话题，袁兰芬也有同感，三个人就说起来。

“哎，都是一样，我家那个儿子去年结的婚，两个人都不会做饭，不是上街买着吃，就是溜回家混饭吃，看来大人得为他们操心到老了。”

老汪早已退休，现在在家把家务事全揽了，于媛虽然也退休了，她又在幼儿园当起音乐老师，她家没什么事唯一就是操心着囡囡的婚事。今天她叫袁兰芬来家，就是想让她帮忙能不能给介绍一个对象，毕竟她是老大学生，机关单位认识的人多，起码也得给囡囡找个大学生吧。袁兰芬原先不想管囡囡的事，见老同学两口子这么诚心求她，只好把根生给他们介绍了一番。老汪一听还很满意，对他老婆说：

“单位不错，人家干得也好，我看可以谈一谈。”

于媛在那思考着，停一会说：

“别的条件还可以，只是他家是农村的又是西北人，这点不理想。”接着她又问袁兰芬：“你们单位的部长是什么级别的官？”

“现在改革后都没有什么规定了，按以前我们单位的编制应该是副处级。”

于媛和老汪同意看看人再说，于是袁兰芬就和他们商量一个让根生事先不知道的办法。一个休息日，根生要给老家的人买些衣服寄回去，袁兰芬主动要陪他去淮海路上购买。根生跟上她去，袁兰芬打电话告诉于媛在什么地方等她，四人碰面时袁兰芬好像偶然遇到了于媛和老汪，打招呼说：

“老同学怎么你们也上街？我是陪单位的小李买点东西来的。”

根生见他们是熟人在说话，也礼貌地点点头站到了一边，于媛装着在那儿说话，眼睛抽空瞅着观察根生，一会大家告别各走各的。晚上在家里，他们先没有给囡囡说，而是两个大人讨论起来，说着说着意见发生了分歧，差点还争执起来。

“我看不太行，上海姑娘找个西北人，长的又粗笨，以后走在街上还不怕人家笑话！”

“上海女的咋就不能找外地人了？妳不是还嫁给我个山东人吗？”

“那是时代所逼，不是看上了你家南下干部的身份，我一个资本家的女儿能嫁给你吗？”

“怎么妳现在后悔了？当年妳怎么连说资本家都没勇气？一辈子都快过完了，又牛起来了。”

“过去资本家是打倒对象呀，现在资本家到哪都是被人当爷敬！投资呀，招商引资呀，不就是谁有钱欢迎谁吗？”

“老婆，咱们也别扯远了，我看李根生这个人还可以，男人事业上先要站得住，北方人长得粗大些人过中年是福相。囡囡再不敢挑了，马上就快三十了，挑来挑去成了剩女，女儿也该埋怨妳这个当妈的。”

老汪最后说到了于媛的要害，她一时不再吭声了。囡囡像许多独生子女一样，在家庭两代人的溺爱下长大，养成事事依靠大人的习惯，就是工作以后生活呀婚姻呀还听她妈的。而于媛比一般上海人还挑剔，特别是囡囡的对象要求条件很苛刻，本来有一两个在老汪看来合适的人，也在她妈的干涉下泡了汤。今天老公指责她当然有道理，于媛一想到“剩女”心里也有点慌了神，老公老婆争执一番终于同意女儿与根生接触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