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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4章 文帝祈雨
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即将迁入大兴城新皇宫,大赦天下。又下令减丁役,由北周所定十八岁成丁,改为以二十一岁成丁;役由每年一个月减为二十日;调绢由一匹(四丈)减为二丈。如此轻徭薄赋,一改西魏以来日制征税法颇重之弊端,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北周末年,官府专营酒坊收利,盐池、盐井,皆禁百姓采用。至此,文帝下令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听任百性自采,远近之人大悦。
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隋朝边境烽烟数起,疲于转输人力物力。隋文帝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充实塞下。又于河西勒令百姓立堡,营田积谷,以备战事。
隋文帝每季必亲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开皇三年,杨坚阅览刑部奏章,断狱数量犹至万条。杨坚以为律令尚严密,故而人多犯罪,便敕令苏威、牛弘等人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千余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自此,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其后,敕令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的官吏,皆须学习律令,择日聚集京师,出题考试官吏是否掌握律法。
隋承周制,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六十者为老,不纳赋役。时民间多诈称老或妄称小,以逃避赋税徭役。山东承袭北齐弊政,机巧奸伪者、避役惰游者多达十分之六七。
开皇五年五月,隋文帝命各州县大索貌阅,检核户口,类似于现在的人口普查。凡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边州。堂兄弟聚合为一户者,皆令分家居住,自立门户,各为户头,以防隐没户口。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增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
宰相高颎以为民间征收赋税,每年征纳,免除注销颇多,而官吏可任意修改,故难以推校,请求实行输籍法,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即定贫富高下,便于征税),凡民间课输,皆记其数,使州县官吏不得肆意妄为。文帝准行,自此以后,想犯奸作伪逃避赋税者已无所容身。
民部尚书、襄阳县公长孙平见天下州县多遭受水旱灾害,山东、河北尤为严重,百姓缺粮,饿殍遍野,奏令民间每秋每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荒年,名曰“义仓”。
长孙平上书称:“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馁,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廪,普加赈赐,大德鸿恩,前古未有。然经国之道,须存定式,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
隋文帝深为嘉许并采纳。开皇五年五月甲申(二十九日),诏令各州县设置义仓。
话说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之灾,而户口岁增。诸州调物,每年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
隋文帝躬履俭约,上行下效,六宫之人皆穿浣洗多次的旧衣。御用车马器物等,凡有破旧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非享宴之事,所食不过一个肉食而已。
有司曾进贡干姜,以布袋贮藏,隋文帝认为劳民伤财,大加谴责。后来进贡香料,又使用毡袋装着,文帝大怒,下令笞打所司,使后人引以为戒。由是,内外之人尽职尽责,国库充实丰厚。
开皇六年八月辛卯,关内七州亢旱无雨,朝野荒然,隋文帝下诏免除这七州赋税,并敕请三百名僧人在皇宫正殿举行大法会,诵经祈雨,连续几日,却毫无感应。
“天不降雨,是何原因?”隋文帝向其中的高僧昙延法师问道。
“事由一二。”昙延法师神秘一笑,此后便三缄其口。昙延身长九尺五寸,手垂过膝。目光外发,不怒自威。
隋文帝不便再问,只得退出法会,与王公大臣议论半天,始终不懂其意,便命令苏威道:“苏卿可代朕询问昙延法师,何为‘事由一二’?”苏威领命而往。
“陛下乃万机之主,群臣为辅佐之官,君臣并通治术,俱知圣德教化。故而天下不下雨,事由君臣这一二决定而已。”昙延法师回答。
隋文帝闻言,立即亲自参加祀雨法事,敬请昙延法师到大兴殿,登上御座,面向南方授法。隋文帝及五品以上的朝廷官员,皆于大殿内席地而坐,面向北方,听受八戒。戒授完毕,日至正午时分,天上忽然飘来一片云,须臾之间,乌云遍布,继而天降甘雨,无论远近,普得甘霖。隋文帝十分喜悦,赏赐昙延法师绢三百段。
在古代,御座是皇帝的专用座位,且皇帝的坐向是坐北朝南。隋文帝请昙延法师登御座,坐北朝南,实则出于对佛教和昙延法师的尊敬。
隋文帝请昙延法师入宫祈雨,被后人描绘成壁画,绘制在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南壁东侧上。我国历来是农业大国,雨在农耕社会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祈雨也就成为皇帝和百官的常课。隋文帝祈雨壁画所绘的隆盛景象,也让今人体会到当时祈雨的庄严肃穆气氛。
其后,关中连年大旱,而青、衮、汴、许等数州大水,百姓饥馑。隋文帝乃命苏威等人,分道开仓赈给灾民。又命司农丞王禀,发广通之粟三百余万石,以拯救关中,又发长安故城中周代旧粟,贱卖与人。朝廷买牛驴等六千余头,分给贫困者,令他们赶往关东就食。其遭遇水旱之州,皆免其年租赋。
这昙延法师,乃是名震周隋的一代高僧,其名望在当时如日中天,朝野皆知。
昙延法师,俗姓王氏,出身世家豪族,家族人多在北齐、北周为官。昙延自幼喜好书籍、才华横溢,乡人称赞。
十六岁那年,昙延云游佛寺,无意中听到妙法师讲《涅槃经,》就被经文妙义吸引,探悟其旨,毅然舍俗出家,拜妙法师为师,深入研究佛理,很快就崭露头角,他出言清秀拔俗、厉然不群,弱冠之年就能升座说法,词辩渊博、宽宏雅正,常对人说:“佛性妙理,为涅槃宗极,足为心神之游玩也!”
昙延仪容举止肃穆,可谓堂堂然也。视前直进,后顾必转身,风骨魁奇,风采过人。受具足戒后,器度日新,鉴识俊拔,远近瞩目。虽遍观佛家典籍,犹恐理解肤浅,止于肤寸,不能完全领略佛陀妙理。于是,广泛听取学习《华严》、《大论》、《十地》、《地持》、《佛性》、《宝性》等诸部经典。
一日,他自顾影子而叹息道:“与尔沉沦日久,飘泊何归?今可挟道潜形,精思出要。”遂隐居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谓的中朝山。
时山中有一位薛居士,隐居多年,钻研儒、释、道各家学术,听闻昙延年少,却悟性超伦,就来拜访闲谈。薛居士题下四字“方圆动静”,请昙延做几句诗偈。
“方如方等城,圆如智慧日。动则识波浪,静类涅槃室。”昙延应声答道。
“由来所未见,希世挺生之才,即斯人也!”薛居士惊讶不已,绝叹道。尔后,恒来造访,质疑请教。
昙延法师幽居百梯寺修持,欲著《涅槃经大疏》,详细讲解经义,利益众生。恐修行不精,以凡夫俗子之念错解佛意,就每天虔诚祈祷,希望佛祖加持自己。
一日深夜,梦见一位穿白袍的天竺僧人,骑一匹白马,马鬃尾拂地,僧人坐在马背上谈授经旨,昙延手执马鬃与之清论。
睡醒之后感叹道:“此人必是马鸣大士,授我义端。执鬃知其宗旨,语事则可知矣。”便在扉页题写偈颂称:“归命如来藏。不可思议法等。”
撰写完毕,犹恐不合正理,遂手持《涅槃经》卷轴及《涅槃经大疏》文稿,来到蒲州城仁寿寺,陈列供奉在舍利塔前,烧香起誓道:“小僧昙延,以凡情妄测佛心。诠释已了,具陈列于此,若幽微深达佛意,愿示明灵。如无所感,誓不传授此疏!”
言讫,经疏并放光明,通夜呈祥,僧俗称庆。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辉耀不绝,上属天汉,下照山河。合境之人望光,皆来谒拜。
莫高窟第323窟南壁东侧,描绘了昙延法师的故事,共四组画面,其中上层两组画面,表现的就是这一故事。
蒲州官吏将此奇事上奏朝廷,西魏丞相宇文泰大悦,敕令昙延到长安讲授,轰动一时。所著文疏,流传于世。
宇文泰对昙延法师尤相钦敬,躬事讲主,亲听清言,远近驰萃,观采如市。然而,昙延生性恬淡,不参与时政,亦不愿久住长安。宇文泰则嫌百梯寺太远,路途艰难,遂于中朝西岭形胜之所,为之立寺,名曰云居寺,出国俸以供给之。
周武帝建德年间,陈朝使者周弘正来朝长安。这周弘正,字思行,年十岁,通《老子》、《周易》,伯父周舍每与之谈论,辄惊异不已,感叹道:“观汝敏捷聪颖,精明事理,而又语出惊人,后世知名,当在吾之上。”后来,周弘正果然成为博学硕儒,知玄象,善占候,博考经籍,辩逸悬河,游说三国,无人能及。
武帝宇文邕讶于其机智敏捷,举朝惶愧,敕令境内能言之士,不限道俗,及搜采遁逸于岩穴中的高士,一律征集至长安城,与周弘正对论,不得坠于国风。
蒲州刺史上表称:“昙延法师,器识弘伟,风神爽拔。不到而立之年,已精于辩论,所向无敌。”武帝遂下令征召昙延入朝。
那一年的释奠礼,北周各路贤能如期赴约,君臣毕至。北周的两名高僧,依次登座,发言将讫,就被周弘正严词击败。武帝及群僚相顾失色。
昙延坐在末位,心中不服,便不顾次序,贸然站起。武帝责问道:“还未轮到法师,因何事而起?”
“若是他方大士,可由我国大德接待。方今此人乃远国微臣,贫僧足堪应付。”昙延说完,径直升向高座。
“为何不礼三宝?”武帝又问道。讨论佛法的规矩,一般要顶礼佛像,请求佛菩萨加持,然后才上到高座。而昙延尚未顶礼佛像,就直接上座。
“如此辩论,贫僧一人之力足矣,无需圣贤加助。”昙延答道。周武帝闻言大悦。
周弘正出言发难,用前殿后,昙延则引用义理,乘势摧枯拉朽。周弘正输得心服,当即向昙延叩拜道:“弟子履历三国,访可师之师,不料今日遇于此矣!请奉高僧为师而受戒。”
于是,周弘正拜昙延为师,从昙延受居士戒律,昼夜咨询。未久,周弘正向昙延辞别,预先题写风云山海诗四十首,并有奇思,赠给师父。
昙延将其诗作过目一遍,立即依韵和出四十首,下笔如神,周弘正再次折服,更无陈对,虚心跪求道:“愿师父明示一言,以填胸臆。”
“为宾设席宾不坐,离人极远热如火,规矩之用皮中裹。”昙延淡然说道。
“此语将常存于我心矣。”
返陈之时,周弘正把昙延的著作抄录一份,还画了一幅画像,归国供养,尊称昙延为“昙延菩萨”。
周武帝以昙延舌战陈使周弘正有功,授为国统。
不久,武帝将废佛道二教,昙延极力劝谏,却无力回天,便隐于太行山,屏迹人世。后来,武帝召昙延出山辅佐朝政,昙延不从,数次搬迁,隐居到更幽深之处,累征不仕。
武帝崩,宣帝嗣位,未久而病重,追悔武帝灭佛之举,而开立佛像,且度一百二十人为菩萨僧。昙延虽在菩萨僧的名列中,却以为菩萨僧不伦不类、非僧非俗,就继续藏于山林。
隋文帝受禅创业,昙延初闻改政,立即剃发,改换僧服,手执锡杖,来至王庭,朝见圣上。不等皇帝开尊口,昙延便先问道:“敬问:皇帝以四海为务,无乃劳神乎?”
“弟子久思大兴佛法之事,所恨思虑不周矣。”文帝略有羞愧之色。
“贫僧昔日听闻尧之盛世,今日始逢。”昙延笑道。
接着,杨坚与昙延共论开佛法之策。昙延以寺宇未广,教法方隆,奏请度僧一千二百五十比丘和五百童子之数。隋文帝下诏度僧一千余人,此乃大隋释化之开业也。尔后,依昙延所请,先后度僧四千余人,北周所废寺院,并请兴复。三宝再次弘扬,不乏昙延之力。
后来,隋文帝移都大兴城,敕令于广恩坊分出土地为昙延建寺,以安置徒众,为寺院赐名“延兴寺”。大兴城之东西二门,分别命名为延兴、延平,亦取自昙延名讳。其名为世人敬重,道为帝师,终古罕类。
隋文帝将昙延住过的云居寺,改名为栖岩寺,命大乐令齐树提,创作《中朝山佛曲》,以供养佛寺。
一日,隋文帝赏赐延平寺御用蜡烛,僧人使用这些蜡烛时,未及点火,而蜡烛自然生出火焰,昙延惊奇,上奏于文帝。杨坚大喜道:“此乃朕信奉佛法之感应也,可改寺名为光明寺。”
“弘化佛法须广,不宜在贫僧寺中张扬,不如别立一座寺院,陛下以为如何?”昙延奏请道。文帝当即应允,另建一座光明寺。
昙延法师御座祈雨,俨然已是佛门中炙手可热的权贵,而他仍虚怀若谷,坚守节操。隋朝君臣布施供养的钱财颇多,凡有资财,皆散给穷苦之人。故四方云游僧人,多来投靠,他一律接纳,一时粮米将尽。
寺主道睦向昙延诉苦道:“寺中粮食,只够僧人吃两顿,是否遣散云游僧人?”。
“等粮食吃完,再遣散也不迟。”昙延淡定答道。
明日一早,隋文帝果然派人送米二十车,解了燃眉之急,大众因此安居下来。疑惑之人称颂昙延有先见之明。
未几,文帝又派人送米五百石。于时,正值荒年,僧侣赖此得以度日。其实,皇帝耳目众多,十分容易打探消息,杨坚既然奉昙延为师父,自然存心厚待他。
隋文帝密令皇室宗亲受归戒,又拜昙延为平第沙门。杨坚本人曾躬奉饮食,手御衣裳,以弟子之礼侍奉昙延,对他礼敬尊重,一如此类。昙延待人宽厚,若有犯法的僧人,皆对之悲哀垂泪,使其折服。犯法僧人或改过自新,或遁迹山林、远离尘世。
昙延法师于开皇八年(588年)八月十三日往生极乐,春秋七十有三。临终前向文帝写信告别道:“昙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缘业浅,早相乖背。仰愿至尊,护持三宝,始终莫贰。但末代凡僧,虽不如法,简善度之,自招胜福。”
他圆寂后,隋文帝哀恸不已,敕令王公以下官员,并往临吊,并罢朝三日,赠物五百段,设千僧斋。这也算是尽了师徒和君臣之情。
昙延法师还留下遗言,告诉门人道:“吾亡后,以我此身,布施给禽兽,余骸依佛法焚骨扬灰,无留残骨,不修墓塔,以累看守。”
弟子童真、洪义、通幽、觉朗、道逊、玄琬、法常等,皆为一代名流,俗家弟子更是遍及朝野,如滕王杨瓒等。弟子们不忍将师父遗体布施给禽兽,皆被发赤足,而送丧至于林所。依照皇帝敕令,在终南山举行荼毗①法会,设三千僧斋。斋讫,焚化昙延法师遗体。天色清朗无云,而降细雨。这与荼毗释迦牟尼时的瑞相一样,在场众人无不啧啧称奇。
(注:①荼毗:梵语Jhapita的音译,又作荼毘、阇毗、阇鼻多、阇维等。即所谓火葬,为印度四葬之一。火葬法于佛陀以前即行于印度,原为僧人死后,处理尸体之方法,佛教东渐后,中国、日本亦多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