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7章 维新之朝

话说杨坚受周禅称帝，少内史崔仲方劝说隋文帝废除周朝六官制，而恢复汉、魏旧制，文帝从之。

这崔仲方 ，字不齐，年少时好读书，有文武才干。十五岁那年，宇文泰见而称异，令他与诸子同入太学就学，当时杨坚亦在太学，由是与崔仲方交情亲密。

周宣帝驾崩，崔仲方奉命出使淮南而还，与丞相杨坚相见，二人握手言欢，崔仲方亦归心于他。

当年尉迟迥叛乱，杨坚有心派遣崔仲方监军，而崔仲方以父亲在山东为由推辞，所幸二人并未因此而生嫌隙。后来，崔仲方见众望有归，阴劝杨坚应天受命，杨坚从之。

杨坚即帝位后，非常器重崔仲方。古时改朝换代，新王朝常重定正朔。杨坚召崔仲方与高颎共议正朔服色之事。崔仲方进言道：“晋为金行，元魏为水，宇文周为木。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又圣躬诞辰之初，有赤光之瑞，车服旗牲，并宜用赤。”隋文帝又依从了他。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新帝上台，还不得烧几场大火才肯罢休。杨坚刚称帝，就宣布废除周室官仪，依汉、魏之旧制，创造出后世所谓的三省六部制。设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御史、都水二台，太常等十一寺，左右卫等十二府，以分司统职。又置上柱国至都督十一等勋官，以酬报勤苦和立功的将帅；设置特进至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以加封有德行声望的文武官员。

所谓纳言，即汉魏以来的侍中，为了避讳杨坚之父杨忠的“忠”字，以及与之发音相同的字，故而，改侍中为纳言。

隋文帝设置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其中秘书省掌图书典籍，类似于后来的馆阁，职任较轻；内侍省掌侍奉宫掖，委以宦官。主持中央政权的则是尚书、门下、内史三省。三省之间相互配合，又互相牵制，共同向皇帝负责。

其中，决策者为内史省，负责起草诏书，长官称内史令；审议者是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书，长官称纳言；处理日常政务的机构是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书。由于尚书令位高权重，往往不设置尚书令，而设置左右仆射（yè）各一人。

而六部，则是尚书省下设吏、礼、兵、度支、都官、工六部。度支，后来改称民部，唐朝为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改称户部；而都官，后来改称刑部。

在隋朝，三省长官均为宰相之职。同时，三公、三师也参预朝政，也是宰相，这是中国宰相制度的一个重大变革。

三省六部制，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套组织严密的中央官制。它确立于隋朝，此后历经演变，一直到清朝末年，六部制基本沿袭未变。

杨坚下令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吏部尚书，相国内郎、咸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上柱国、雍州牧、邗国公杨雄为左卫大将军，统领府兵，护卫皇帝。杨雄乃杨坚族子，代周立隋之际立下汗马功劳，如今深受隋文帝信任，手握重兵，冠绝一时。

隋文帝征拜苏威为太子少保，追赠其父苏绰为邳（pī）国公，食邑三千户，让苏威承袭。不久，又命苏威兼任纳言、度支（即民部）尚书。

苏威上表辞让，隋文帝下诏称：“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多人之才，无辞多务也！”苏威这才停止推辞，他一向谨小慎微，注重名节，又深谋远虑，知道杨坚能成大事，所以该出山的时候就出山，不愿再高卧隆中了。

起初，苏威父亲苏绰在西魏，因为国家用度不足，制定征税之法，时人颇以为过于沉重。既而，苏绰叹息道：“如今所为之事，正如张弓，须拉紧弓弦，非太平盛世之法也。后世之君子，有谁能放松此弓弦呢？”

当时，年幼的苏威闻父之言，常以此为己任。至此时此刻，苏威上奏隋文帝，减轻赋税劳役，务从轻典，与民谋福祉，杨坚悉从之。逐渐被隋文帝亲近看重，与高颎参掌朝政。

皇宫挂着各种各样的帷幔，苏威见宫中以银作为帷幔的钩子，就向杨坚极力陈说节俭之美德。隋文帝为之改容，大为感动，遂下令将银钩子换成铁钩子，对于宫中原有的雕琢文饰和旧物等，全都命人清除毁坏，以返璞归真。

隋文帝曾在盛怒之下，将杀掉一个人，苏威入阁进谏道：“此人所犯何罪？依律当如何处置？陛下岂能因怒而无端杀人！”

文帝不纳，且气愤至极，就拔剑在手，气势汹汹，非要出门亲自行斩，苏威上前阻拦不肯离开。隋文帝避开苏威而出殿，苏威又挡住他不放，一直不让他拔剑杀人。杨坚只得拂衣而入殿内。

良久，隋文帝气消之后，召苏威入殿，并称谢道：“公能如此，朕无忧矣！”于是赐马二匹，钱十余万。不久，苏威复兼任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原任官职悉如故。

苏威一人身兼五职，说明他能者多劳，亦说明隋文帝对其信任有加。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朝臣中不乏眼红之人，多少朝臣希望机会均沾，不能令苏威一人独占。

一日，朝堂之上，治书侍御史梁毗上表弹劾道：“苏威领五职，实为贪恋权位，并无举贤自代之心，望陛下明察！”

隋文帝闻言不为所动，斥责梁毗道：“苏卿朝夕孜孜不怠，志存远大，纵然举贤有缺，为何仓促逼其让贤呢？”

“受任用则出仕，被舍弃则隐蔽，唯朕与苏卿如此！”杨坚又安慰苏威道。

“苏卿不遇朕，无以施展其抱负；朕不得苏卿，何以推行定国安邦之道？杨素虽然才辩天下无双，但若是斟酌古今，助朕宣扬教化，则不及苏威也。苏威若逢乱世，定如汉初南山四皓那样隐居避世，岂能轻易使他屈服！”杨坚向朝臣们正色而谈道。

苏威受到文帝重视，与高颎、杨雄、虞庆则并称为“隋初四贵”。他们曾言于文帝道：“臣先父常告诫臣：‘唯熟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读书！’”文帝深以为然。

当时，国子博士、通直散骑常侍何妥，生性急躁，颇具口才，好议论人物是非，得知纳言苏威向隋文帝提及《孝经》之事，何妥向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非止于《孝经》。他父亲若真有此言，则苏威不从父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则苏威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侍奉君王？且孔夫子有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违反圣人之训乎？”

“何卿言重了。国君以孝治国，臣民以孝立身理家，苏卿之言，颇合朕意！”隋文帝甚是亲近器重苏威，何妥上奏苏威不可信任，然而文帝并不以为意。

话说隋文帝拜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朝臣莫与之比，以至于隋文帝每次都称呼他为独孤卿，而不直呼其名。然而，见苏威如日中天，就连举荐他的高颎亦深避权势，上表逊位，欲让位于苏威。杨坚想成全他让贤的美名，允许他们解除仆射之职。

数日后，隋文帝对朝臣说道：“苏威在前朝隐居不仕，高颎能推举如此贤才。朕听闻进贤者受上赏，怎可使之去官！”于是命高颎恢复原位。

于是，高颎、苏威同心协力辅佐文帝，朝中政事无论大小，文帝无不与他们二人谋议，然后才公布实行。故杨坚受天命称帝数年来，天下升平，国泰民安。

时有太子左庶子卢贲，字子徵。父亲卢光，北周开府、燕郡公。卢贲略涉书记，颇解钟律。周武帝时，袭爵燕郡公。平齐有功，转任司武上士。当时杨坚为大司武，卢贲知其为非常人，遂深自结交。

其后，杨坚辅政，卢贲出力不少，总是宿卫左右。后来，卢贲向杨坚进言道：“周朝气数已尽，天人之望，实归于明公，愿早日应天顺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杨坚甚以为然。

受禅后，隋文帝命卢贲清理宫室，主管宿卫。卢贲上奏更改周代旗帜，另取嘉名。其中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千秋旗、万岁旗等旗名，皆卢贲所创。不久，拜为散骑常侍，兼任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右将军。

此时，高颎、苏威共掌朝政，卢贲却居功自傲，甚为忿忿不平。见刘昉被隋文帝疏远猜忌，卢贲暗中鼓动刘昉及上柱国元谐、李询、华州刺史张宾等人，密谋废黜高颎、苏威，由他们五人共同辅政。

同时，又因晋王杨广乃皇帝、皇后之爱子，最受宠爱，遂谋行废立太子之事。卢贲又暗中窥探皇太子杨勇的过失，还言不由衷地向杨勇表忠心道：“下官本想常来拜谒殿下，唯恐遭陛下谴责，愿殿下明察我的区区之心。”

后来，密谋败露，隋文帝下令彻查此事。刘昉等人把罪过全推在张宾、卢贲头上，公卿大臣上奏说张、卢二人应当处死。隋文帝因这二人乃龙潜时之旧交，不忍诛杀，而是将二人除名为民。张宾未几而卒。

六月癸未（二十九日），隋文帝下诏以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郊祀上天及庙祭先祖时，冠冕服饰须依据《礼经》，而朝会时所穿之朝服，隋朝的各种旗帜、祭祀所用牺牲，尽令尚赤色。将帅兵士的戎服用黄色，官吏平民的常服通用杂色。

七月乙卯（初八），隋文帝首次穿黄袍，百官群臣祝贺。于是，百官常服，同于庶人，皆著黄袍。隋文帝朝服亦如此，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腰系十三环金带。隋文帝平日爱穿黄袍，为古代帝王第一人，唐代以后，“黄袍”成为帝王专用袍服，其余人等不得僭越。

后人总结隋朝服饰制度：隋代帝王贵臣，多服黄纹绫袍、乌纱帽、九环带、乌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走庶，皆着黄袍及衫，出入殿省。后乌纱帽渐废，贵贱通用折上巾以代冠，用靴以代履。折上巾，戎冠也；靴，胡履也，咸便于军旅。

起初，周法与齐律相比，繁琐而不简要，且北周律令繁杂苛酷，将近一千八百条，然而，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百姓反倒并不敬畏法律。正如老子所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其意为：政治（制度）宽厚清明，民众便淳朴忠诚；政治苛酷昏暗，民众就狡黠、抱怨。

隋文帝称帝后，立即命令高颎、苏威、郑译及上柱国杨素、率领裴政等人修定律令。

裴政时任率更令，主管宫殿门户及赏罚，以及皇族次序、礼乐、刑罚之事。他熟习典故，达于从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将南北、胡汉的优秀成果凝为一体，《开皇律》是历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修定律令者有十余人，凡有疑滞不通之处，皆取决于裴政。

《开皇律》从疏从简，共计十二篇、五百条。且量刑从宽从轻，废除前世枭首、车裂及鞭法之类的酷刑，自非谋叛以上，无族诛连坐之罪。始制死刑二，绞、斩；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废除前世严刑逼供之酷法，拷打不得超过二百下；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冤情，可向县、郡、州依次上诉；若仍未受理，可赴朝堂申诉。

封建制五刑自此时确立，直至明清，一直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成为其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制度。

开皇元年十月戊子（十二日），开始执行新律。隋文帝下诏书曰：“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身首异处），除恶之体（除灭作恶的罪犯），于斯已极。枭首、轘身（车裂），义无所取，不益惩肃（惩恶肃纪）之理，徒表安忍之杯。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脔割肌体）。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轘及鞭，并令去之。……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三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自此以后，隋朝法制遂定，后世多遵用隋律。

开皇三年（583年），又因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隋文帝敕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主旨在于“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最终完成历史上著名的《开皇律》。

“十恶”，最初是佛教用语，指十种当招致地狱、饿鬼和畜生这“三恶道”苦报的恶业，故又称“十恶业道”。与“十恶”之说相对应，佛教中亦有“十善”之说。十恶十善之说见于佛教大、小乘中的诸多经典。

随着佛教兴盛，隋朝修订律令的官员将佛教的“十恶”之名引入律法，以之代替《齐律》中的“重罪十条”，“十恶之条”遂正式出现，成为维护君主专权和封建等级制度，镇压被剥削者的法律依据。

《隋书•刑法志》记载：开皇元年，更定新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犯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

“十恶”之罪直接危害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核心，即君权、父权、神权和夫权，违犯封建礼教，所以自隋朝《开皇律》首次确立“十恶”之罪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皆将之作为不赦之重罪，故而，民间遂有“十恶不赦”说。“十恶”之罪，从隋初确立，至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时正式废除，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三百余年，其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

开皇十五年（595年），杨坚下诏称：“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复治。”规定“死罪者三奏而决。”

《开皇律》对后世律法影响深远，它上承汉律的源流，下开唐律的先河，成为唐律的直接蓝本，后来又为宋、明、清各朝所沿用。因此，隋朝的《开皇律》在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影响了我国封建法律的定型，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