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头号汉奸

到了重庆之后，戴笠立即向我交待了任务：就是让我打入汪精卫身边潜伏，负责对其进行严密监视。

得知我的任务竟然是监视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我大吃一惊，同时痛感政治的诡异难测！

汪精卫当时可是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啊！在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1883－1944），字季新，因其在1906年前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而名声大震，因此历史上对其多以“汪精卫”称呼。

早年的汪精卫，作为“同盟会”的骨干和最年轻的革命家，一直贴身追随孙中山先生。

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

袁世凯主政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

汪精卫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

汪精卫最为令人钦佩的事迹是刺杀清摄政王载沣。

辛亥革命时期，汪精卫同当时的恋人、身为南洋富家小姐的爱国华侨之女陈壁君，一起潜入北京刺杀当时满清的摄政王；在行动之前，汪对陈说：就要行动了，可能我会死，有可能我们都会死，你要考虑好。陈说：我已经考虑好了，我希望我们都不死，如果我们两个人这一次都没有死，请你答应我一个要求----我们成为夫妻。汪答应了。

后来汪精卫由于行动失败而被捕。在被关押期间，汪精卫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志士大义凛然的无畏气节，并在诗作中慷慨明志。他在被捕后于狱中写下了《被逮口占四绝》，这应该算得上是汪精卫诗词中最富盛名的作品。其中一绝写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经典名句。

从汪精卫当时在刺杀行动之前和陈壁君之间决别性的对话和他被捕之后的诗、信及决绝表现，由此可见，在刺杀载沣之前，汪精卫实际就已经做好了失败被杀的最坏打算。从这一点上讲，当时的汪精卫绝对是一个舍生取义的真英雄。

而身为富家青年女性的陈壁君，在营救汪精卫的行动中也表现得大智大勇，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美人救英雄”经典爱情“乐章”。当时这对无愧的“革命恋人”，在民国初年成为了千百万青年人的崇拜偶像。

早年的汪精卫，个性趋于理想主义，是一个富于浪漫情怀和献身精神、不计个人得失的革命家。汪参加同盟会早年曾说革命成功后他不做官、不要钱、不图名利。“辛亥革命”成功后果然婉拒高官厚禄，携陈璧君远走法国求学；此后，每当党内政治派系纷争不下之时，汪都会远避法国。

汪精卫的举止温文谦恭、谈吐尔雅，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行文词锋犀利、运笔流畅，演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曾经是国民党内真正少有的“青年才俊”，颇为孙中山所赏识；殊为难得的是，汪既不贪财、也不好色，从无贪污受贿的敛财之举，毕生只有陈璧君一个爱人，是当时政界极为罕见的品行清高之士－－这一点连他的政敌都认为无可挑剔。

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内出现了公开的派系分裂。汪精卫作为《孙文遗嘱》的执笔人和国民党新生代精英的代表人物，本来“接班”的呼声甚高；但是新崛起的党内中间派实力人物蒋介石，依靠黄浦系军队力量的强大支持，在取得北伐胜利的基础上，实际上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和中国首屈一指的政治领袖。汪精卫的政治地位退居于蒋介石之下成为了国民党内的第二号人物，抗战爆发后，被选为中国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

当时的汪精卫在中国绝对是一个有着巨大威望和举足轻重影响的大人物！

当时军统之所以要对汪精卫进行严密监视。戴笠告诉我说因为当时军统已经了解到，“7、7事变后”，汪精卫悲观畏战，一直认为“战必亡国”，一直在寻找机会与日讲和，主张对日本亲善，主张“和平运动”。目前，由于我抗战形势益发凶险以及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文磨多次发表对我国民政府招降言论，汪精卫已经流露出了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以及对蒋委员长失望，急于迫使蒋委员长下野，然后由他出面与日求和的企图。另外，汪精卫暗中已经与日本有秘密接触，有另外组织政府或者单独对日讲和当汉奸的可能。所以，必须要对他的有关情况进行严密监视。

于是，接下来，我就对“7、7事变后”汪精卫对于中国抗战的态度以及他和日本人接触的情况做了一些了解。

“7、7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军事打击，至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货进口税；(7)尊重日本人在华权利。

汪精卫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立即乘风转舵，与日讲和。并说如果失此良机，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

蒋介石的态度则是非常强硬的，他回复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我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我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我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

汪精卫的态度则完全相反，他力主接受陶德曼所传达的条件，与日本实现“和平”。但因蒋介石的态度坚决，汪精卫也无可奈何。

凇沪会战后，日军占领了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为了彻底催毁我国民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日军在南京残杀了我三十万手无寸铁的军民。

之后，日本近卫内阁认为这时中国政府可能会投降讲和了。于是又向我国民政府提出日中议和的“近卫声明”。

这时，汪精卫鼓动当时负责和日接触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议和，由于蒋介石拒不同意，孔祥熙不敢签字。这时汪精卫竟然鼓动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但强硬坚韧的蒋介石再次坚决拒绝了日本人的议和条件，坚持拒不投降，继续抗战。

之后，由于蒋介石坚持拒不投降，继续抗战。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宣布“不以蒋介石国民政府为对手”，要求蒋介石下野。其后，日本政府一方面转托意大利，接替德国，在中日两国间调停“和平”。同时，积极动员民国初年曾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出面组织傀儡政权，与国民政府谈判“和平”。

1938年5月初，法学家罗家衡到武汉，见到汪精卫，谈及由唐绍仪出面谈判一事，汪即说：“在辛亥南北议和时，我们俱是在少川（唐绍仪）先生领导之下进行的。现在的局面，只有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才是办法。现在日本不是较以前对华主张缓了一步么？从前日本是不以蒋介石政府为对象的，现在日本仅主张不以蒋介石个人为对象了。只要少川先生出来与日本谈判，蒋介石的下野，我认为是不成问题的。我只要国家有救，甚么牺牲都可以的……”这段话既暴露出汪精卫急于与日本谋和的面目，同时，也暴露出汪精卫对蒋介石失望，急于迫使其下野的企图。

同年6月14日，汪精卫的亲信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与日人西义显在香港签订备忘录，准备组织“第三势力”。双方所讲的“第三势力”的领袖就是汪精卫。

同月20日前后，意大利驻华大使授意汪精卫致函日本近卫首相，意图在汪精卫和日本政府之间建立直接联系。

同年7月，高宗武在汪精卫鼓励下秘密访日，会见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近卫文麿首相等日方要员，决定“找寻蒋介石以外的人”，以“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而此人，双方也都认为非汪精卫莫属。

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影佐祯昭公然对高宗武说：“可否请蒋委员长下野，由汪主席出任负责。”而此时，汪也积极呼应。

可见当时汪精卫反迹已露。

蒋介石不能不防！遂吩咐戴笠必须做好对汪精卫的监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