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关键的证人证据

1964年起，为了防止苏修、美帝的突然袭击，党中央轰轰烈烈地开展“三线建设”，中东部共有1100多个大中型建设项目，进入了西南和西北地区。各类人才也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号召，前往三线地区支援建设。

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比如胡锦涛同志，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工作。

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但那个时代，没有人叫苦叫累，大家都鼓足了劲头闹革命、搞建设，以至于这些前辈，后来往往被他们的孙子孙女叫作“傻子”，因为他们只讲奉献，不懂得索取。

吴一凡所在的单位，最初在川东大巴山腹地，五十年代末才迁到了成都远郊，随着三线建设的兴起，又改迁到川西的山区。不过厂子迁来迁去，单位的邮箱始终没变，一直都是那个5028邮箱代码。

这一天，吴一凡收到了张国力的挂号信。当时中国人的通信方式多是写信，因为电报、电话都太昂贵了。写信又分平信和挂号信，平信是收到了算运气好，收不到不负责。而挂号信是邮局有登记，收信要签字，无人收，要退回寄件人，这是有保障的通信方式。

寄平信要贴8分钱的邮票，相当于最廉价的一包香烟，而寄挂号信要花二毛四分钱，显得很昂贵，相当于一个农村壮劳力两天的收入。

吴一凡把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很高兴信里附的通讯录，一下子就得到了这么多老战友的消息。但是张国力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以为成都、重庆是四川的两个大城市，吴一凡大概一抬腿就去了。实际上，吴一凡这时候到山沟里工作了，这地方位于川西山区，说白了在青藏高原边缘，交通那是相当的不便。

怎么办呢，老战友蒙了冤，生活的很艰苦，确实让人心里难过。可不管有多难，自己总得帮这个忙，毕竟彭淑云和郑大庆都是直接的当事人，而且都在省内，如果他们愿意改口作证，就算董秋云牺牲了，事情也能反转过来的！

于是，他给张国力回了一封信，表示将尽快去找当年的彭护士长和郑干事，争取弄清事情的真相。

成都陆军医院位于成都北门外的天回镇，属于新都县，距成都火车站也就十来公里，位置和环境都不错。吴一凡按图索骥，倒是没费太多周折，就找到了彭淑云本人，她这时已经是护理部部长了，正团级干部。

二人相见，聊了会老部队的情况，相谈甚欢。可是一提起张国力的案子，她的脸就沉下来了。她说，董秋云当年犯了生活作风错误，组织早有结论，而且她受了处分，去了505医院，也没见她申诉，可见她心里也是服气的。她已经牺牲十几年了，现在再来翻案，要牵涉多少人，要费多少事，有这个必要吗？

吴一凡是搞什么的？他历来是搞政治工作的。他很清楚，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如果张国力没有错，那就意味着眼前的这位彭部长他们捉奸捉错了。其实也不是捉奸有啥错，而是捉奸之后弄的现场和证据、证言，有错。

这样说来，彭部长放着好端端的正团级干部不当，她会抓屎糊脸吗？

道理是明摆着的，可是吴一凡还是不甘心。他将心比心，告诉她假如没有这档子事，张国力如今起码也是个团级干部。可他现在待在乡下，腿瘸了，讨了个有智障的老婆，生了一窝娃儿，靠挣农业社的工分过活。前些年困难时期，把爹娘和兄弟姊妹全给饿死了。（吴一凡为了增强说服力，很显然采用了添油加醋的文学常规表现方式。）

彭部长听完他的陈诉，想了好一阵，表态说：“对于张国力同志的遭遇，我个人十分同情。但这是组织结论，除非组织启动复查，我个人，又能帮到什么？”

这就是吴一凡第一次见彭淑云的结果。他把这结果，给向春风和张国力写信作了通报。

向春风接信后，再三研究信的内容，觉得麻烦了。原则上讲，原920医院，才能称得上是组织，可是相关的当事人，陈院长、彭护士长、郑处长，现在都已不属于这个组织。现在的920，凭什么来复查这个案子呢？

他采用的办法，是去找原920直属医院的最高领导陈院长，请他出面来给彭部长和郑处长写信，请他们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和对一个同志负责任的态度，回头看当年的处理，是不是有偏差，是不是有可研究斟酌的办法。

说白了，陈院长已经代表不了组织，他只能以一个老领导的个人身份发言，请求配合。有没有效果很难说，权且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向春风把这情况赶紧通报了吴一凡，也告诉了张国力。等吴一凡再找到彭淑云的时候，离上一次会面，已经过去了九个多月。

彭淑云这次见到吴一凡，态度明朗了许多。她说：“吴书记，老首长来了亲笔信，态度很诚恳，我也很同情张国力同志的处境，这个事情最近弄得我很烦，我已经考虑了很久。这样吧，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告诉你，捉奸的事，最初我根本不知道，是保卫科的郑大庆跑来告诉我，我手下的护士董秋云禁受不住别人的勾引，发生了不正当男女关系，所以通知我去抓现场的。

“你也知道，作为领导，我的部下犯了错，我不出面不行。去的时候，踢开门，黑灯瞎火的，他俩确实坐在床上。”

吴一凡抓住机会，赶紧插了一句：“坐在床上不能说明问题呀！”

彭淑云说：“谁都明白这一点。所以，在张国力被抓走后，郑大庆他们才强行扒走了董秋云的内裤。”

“请问，扒内裤合法吗？”

“这个不好说，如果真的抓住了现场，大概没必要扒她的内裤。正因为没捉到现场，只好提取间接证据吧？”

“好的。内裤是当场交给你的吗？”

“不是的，是第二天早上开批斗会前交我的。”

“嗯，以你的经验，你确认内裤上是精斑？”

“我不能确认，我感觉像面汤。但我不能怀疑保卫科，所以我的说法是‘有见不得人的脏东西’。”

“非常感谢彭部长。你的意思可以概括为三点，一，你是别人临时通知去捉奸的，二、在捉奸现场并未发现实际通奸行为，三，被保卫科郑大庆强行扒下的内裤，是第二天才转交给你的，而且你不能确认那就是精斑，而且疑似面汤。这些我都记下来了。你可以帮我签个字吗？”

彭淑云想了一阵，答复道：“你说的这些，我说过，但你不能代表组织，我也可以说没有明确说过。总之，你来找我，是找错了人，我从头至尾，没有参与冤枉谁、打击谁或迫害谁的任何阴谋活动，这一点，我敢用党性担保。”

吴一凡听到这里，心里已经完全清楚了，彭护士长这已经明确排除了参与制造冤案的责任，而这责任，直接指向了一个人，那就是920 医院原保卫科的郑屠夫——郑干事郑大庆。

张国力知道老鲁存在的重要意义，第一时间就给他写了信。最初的几封信都是平信，去了就是泥牛入海。后来他觉得事情不对，按说自己跟老鲁虽然谈不上深厚的友谊，但也未曾得罪他，按说有战友情，再怎么说，回个信还是可以的。

后来他猜测是平信未曾寄达收件人手里，于是下了血本改寄挂号信，果然被退件了，原因是“查无此人”。

查无此人，什么意思？莫非是老鲁当初就没分配到这个单位，或者是后来调走了？从前面这些战友的联系名单来看，准确度相当高，由此可以看出，调走的可能性最大。

调走了，麻烦了，张国力没辙了。

又过了很久，有一次张国力去找谭云蹭顿吃喝，以滋润一下那剐得难受的肠子，谭云问起他事情的进展，他把所有的情况简单汇了一下总，跟他说了一遍。最后才说，老鲁很重要，但是失踪了，再也没有办法联系得上，说完直叹气。

谭云要他先自罚三杯，再给他讲罚他的道理所在。张国力将信将疑，扭扭捏捏地喝了三杯酒，谭云这才告诉他：“你以私人身份找人，一旦那人挪了窝，你永远也难以找到他。我明天帮你出个公函，盖上章，寄到他原单位办公室，我保证不出十天半个月，你就能收到回音，信不信？”

这话，张国力信。公对公，岂能不信！

果然过了不久，谭云给张国力寄来市内平信，告诉他，鲁正彬找到了，他原来的单位“河南省开封专区农场”没错，但他现在已经调去“开封专区第二农场”工作了，离原来的老单位有七八十公里，所以他收不到你的信了。

张国力立即怀着无比激动和万分亲切的感情，给原来的“领导”鲁正彬同志写信，仍然咬牙寄的是挂号信。

这一次非常顺畅，半个月后就收到了老鲁的回信，回信用的是平信，但张国力幸运地收到了。

信写的比较长，内文的干货只有两点，一是开封地处豫东平原，本来地理条件不错，但黄泛区一带土壤盐碱化的现象突出，所以他这是治土去了。他是农业工人，不算农民，过的却比农民还苦。因为农民辛苦了，还有丰收的喜悦，他辛苦了，却看不到喜悦。没有丰收，何来喜悦？

第二点干货是，他告诉张国力，他目睹了董秋云跟敌特搏斗、抢救、留遗言和牺牲的全过程。他知道董秋云的挎包里有写好的申诉信，而且内容是控诉郑屠夫和彭护士长弄虚作假的，还有就是自证清白的，好像是写给920司令部政治部的。但这份重要材料自己没亲眼看过，据505医院保卫股的三大爷（即山海）说，他们会将其作为烈士遗物，寄给她的家属。至于董秋云家在何方，自己确实不知道。

张国力获得这一线索，激动了三天三夜，因为有了这个直接证据，就算董秋云不在人世了，也可以帮自己洗白沉冤。

可是等到第四天，他把原来的联系名单取出来一看，傻眼了。是的，董秋云的联系地址虽在，但她已经死了十几年了，他想要找到那封申诉材料，该找谁呢？上面没有董秋云亲人的名字呀！

这次他不算太傻，赶紧地进城去找谭云，又想请他以单位名义，跟董秋云的家乡政府联系。

不过谭云这次的态度变了，告诉他说，这一招不灵了，你找的是个死人，我不是民政部门，也不是公安单位，更不是原部队；农村的生产大队和小队，也不算啥正规单位，没个具体的联系人，我发函也没鸟用哇。

那怎么办呢？我无办法，兄弟，我帮你也只能这样帮了，要解决问题，恐怕你不到当地寻访，不亲自登门拜访，我看你永远也不可能拿到那个材料。

张国力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他想，妈的你是国家干部，凭粮票吃供应粮，按月领工资，老子就一农民，拖家带口的，实地寻访，你说的好轻松哦，你给我出路费呀！到了运城，不用花钱住店、吃饭呀！要找人办事，还不买几包好烟呀！

他都这样想，给晴姑一讲，晴姑当然更反对他去了。

那个素未谋面、只存在在耳朵里的董秋云，晴姑听了也是没好感的，因为她是跟自己争老公的“情敌”。如果不看在她是人民志愿军的份上，她其实宁愿把她叫作女妖精。在她看来，都是这个女妖精的存在，才害了自己的老公。如果没有她，张国力早就当团级干部啦！

那么，团级干部是多大的干部呢？晴姑不知道。反正在她看来，只要能管得住生产大队长的干部，那就是国家干部，是国家干部就好！

而女人都是感性动物，说话做事非常缺乏理性。她如果真会讲道理，其实应该感谢董秋云，没有董秋云，张国力当了县团级干部，还会轻易娶她晴姑这样的二婚户吗？再说了，到底是董秋云怀春发情，去勾引你的老公，还是过去还不是你老公的张国力想去勾搭董秋云，请把主次关系搞清楚，好不好？

可惜，她不会这样去想问题，她只会责怪董秋云耽误了张国力的官途和前程。当她觉得活的真累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董秋云死得其所，真的该死啊。

尽管知道此行困难重重，1965年底，吴一凡还是借去重庆探望原祖国慰问团黄团长的机会，决心顺道会一会郑大庆郑处长。

探望黄团长是必须的，如果没有黄团长当年及时出面跟郭团长说情，自己早就死翘翘了，可以说黄国清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这个情，吴一凡这辈子必须认到底。

也正因为自己曾经蒙受过不白之冤，吴一凡觉得更加同情张国力，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洗清沉冤。如果说张国力过去的话，还有使人有怀疑的余地，彭护士长的话，则使他坚信此案必属冤案无疑。

没想到，在跟黄国清书记闲聊的时候，吴一凡讲起了张国力的事，并向他打听重庆国棉总厂701分厂的情况。黄书记听完，以一个老党员的身份，立即爽快地表了态：

“国棉总厂嘛，邓书记，赵厂长等人，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嘛！彼此都熟悉。你所说的701厂保卫处长叫什么？这个一问就知道了。如果那个保卫处长，当年制造了冤假错案，你放心，我相信他的领导们都是正派人，绝对不会让他蒙混过关的。这事我会帮你追到底，真是没有王法了！”

吴一凡听了，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他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把这个喜讯告诉张国力和向春风，告诉当年挑夫班还活着的每一个人！他相信，正义只有可能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按黄书记的意见，他这次甚至没必要去跟郑大庆见面，只需要走组织程序，就可以落实问题。但吴一凡认为，来一趟不容易，他去会会郑大庆本人，很有必要。

在黄书记联系好邓书记之后，吴一凡从江北红旗沟，转了几道公交车，去了沙坪坝，找到了邓书记。他已经通知郑大庆，在他的办公室等候。

三人见面，说了番客套话，然后吴一凡单刀直入，又把张国力的处境给添油加醋描述了一番，意即博取他们的同情心。

郑大庆黑着脸听完了吴一凡的陈述，表态说：“吴书记，你为老战友远道而来，讲的故事很令人感动。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关于当年捉奸和处分的事，很多细节已经模糊，但组织结论是最权威的结论。要我说，首先，你的身份代表不了任何组织，其次，案子人证物证齐全，我们办的是铁案，这案子翻不了，真的是铁案。”

吴一凡听了，心里很不是味道，晓得郑大庆这是铁了心在抵赖，就说：

“郑处长，别急着下铁案的结论，实事求是才是我党铁的原则。当年的彭护士长已有证言，她是被人通知去捉奸的，现场没有通奸事实，是你们强行扒走了董秋云的内裤，第二天批斗会前才把内裤递交给她，而且她怀疑内裤上是面汤而不是精斑，所以她在会上说的是上面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却没有说有精斑之类的话。疑点重重，何谓铁案？”

郑大庆听的满脸通红，激动得几次站了起来：“什么意思！你这分明是影射我在弄虚作假，打击迫害同志，不行，这个性质太严重了，你不能走，我要报案，好好查查你的来历和动机！”说完就作势要去拨打桌上的电话。

邓书记一把按住了话筒，教训道：“干什么干什么，你激动个啥！吴书记是黄书记介绍来的朋友，黄国清你听说过吗，当年祖国慰问团的团长！级别比你牛逼多了，重庆市长也要给他几分面子嘛。这些事情，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但我觉得你的态度有问题，吴一凡同志仅仅是在讲道理，你这是要搞打击报复吗？有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郑大庆听领导这样讲，只得气呼呼地坐回椅子上，说了句：“这么不友好的客人，我不欢迎。”

吴一凡盯着他的眼睛，轻言细语地说：“郑处长，有理不在言高，欢不欢迎在其次，其实只需要你简单地写个材料，说明当年那内裤上不小心洒了点面汤，这事就有转机了，对你也没什么大的影响，是不是？”

郑大庆闻此言，恶狠狠地瞪着吴一凡：“你在开什么玩笑！”

吴一凡：“我没开玩笑，事情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

郑处长再一次站了起来：“你说话办事，相当不严肃，组织结论不是你四处串联，就可以轻易推翻的。你找我没用，有种你让董秋云站出来说话，她说张国力没有日她，这事就翻案了。邓书记，不好意思，我手上还有急事，失陪了。”

邓书记见他要出门了，想阻拦：“呃，郑处长，怎么说走就走了？”

郑大庆回头说：“他来历不明，我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要调查，你喊十二军政治部派人来，我保证配合调查。”

920司令部是当年十二军军部的代号。吴一凡这第一次下山城，就这样惨淡收场了。

郑大庆敢放出这样的豪言壮语，他心里有底。董秋云的骨头都烂在朝鲜了，她能出面来鸣冤？十二军政治部面对这样无头无绪的陈年积案，能重新组织调查？

是的，即使你摆出一万条理由，当初的郑干事、如今的郑处长，为什么要来帮张国力翻这个当年自己经办的“铁案”。莫非，“与虎谋皮”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很深奥很费解吗?

人世间最悲哀的事，是被人黑了，却不知是被谁黑的，把遗憾带进了坟墓里。而比这更痛苦的是，是明明知道谁对自己下了黑手，却拿黑手无可奈何，让人生不如死。

各种消息一汇总，向春风愤怒了。文人容易激动，他觉得，党内竟有如此嚣张之人，公然制造冤假错案，死不悔改，还敢向组织叫板，这还了得！于是他再次出面找陈院长，请他出面向十二军首长通报情况，要求彻查当年的“张国力董秋云通奸冤案。”

以陈院长的正师级别，他出面给有关领导打招呼，效果当然是不用说的。虽然他的内心也很矛盾，毕竟这事发生在自己任内，捅开了，自己也未必光彩，但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些原则，他很清楚。所以，他提起笔，给原单位领导写了封亲笔信，请求对这个案子重新复查。

却说十二军党委负责人组织开了个会，决定对此案启动复查程序，派出了专案组，对张国力、彭淑云、505医院原保卫科长山海（绰号三大爷）、郑大庆等人展开外调。

恰好在这个紧要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武斗发源于上海，却是在重庆发展到了顶峰。

因为重庆在抗战时是大后方，国民政府把兵工厂都迁到了陪都重庆。搞三线建设时，又集中建设了一批，所以重庆号称是亚洲最大的兵器工业基地。文革搞 武斗的主力是工人阶级，他们近水楼台，什么样的先进武器，甚至部队还未列装，他们顺手就拿起来保卫毛主席了。因此，重庆的武斗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小儿科，这里出动了除飞机以外的一切陆军装备，甚至连军舰也用上了。

重庆武斗的双方，一派叫做8.15，另一派叫“反到底”，说不上谁光荣谁反动，都说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学生中的红卫兵组织，也是跟的这两派。有的工厂生产大炮，他们就使用大炮，有的生产坦克，他们就使用坦克，很多厂生产枪械，于是他们就提着半自动和全自动的枪支巡逻、冲锋。

防守的话，轻重机枪、高射机枪都是标配。打完巷战，双方居然还拉到郊外，挖战壕筑工事对攻，一时硝烟滚滚，炮声隆隆，令人恍如见到了重庆的第二次解放战争。

仅1966年七、八、九三个月，重庆死于武斗的人员，就不计其数。据材料，武斗期间，有一夜，双方就打光了一万发高射炮弹（改平射）。这威力，可以摧毁上百座钢筋水泥的楼房，多少血肉之躯，也不够填的，不信你试试！

这火爆场面，让一位老将军也吓着了，他说：“这还叫文化革命？这分明像两支正规军在打仗嘛！”

然而，文革的威力，远远不止于武斗，“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才称得上所向披靡，连军队也不能幸免。以《亮剑》中的男主李云龙为例，他当时驻防厦门，因制止红卫兵抢劫军械库，下令开枪打死了两个人，造反派紧追不放，最后竟逼得他开枪自杀。而他的老搭档赵刚，担任军委政治处主任，忍受不了复杂的政治斗争，结局也是自杀。这二人的妻子田雨、冯楠，也都是自杀。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二军的外调工作组停摆了，重庆的郑大庆，也一命呜呼了。

郑大庆生于1927年7月，死于1967年10月。以他的年龄和阅历，肯定不会轻易拿起枪哈戳戳地去打冲锋了，要搞武斗，他也是当指挥员的角色吧！

事实上，他真的是指挥员。他是部队转业干部，上过朝鲜战场，身经百战，他具有天然优势。最初他是厂里8.15派的头目之一，坚决造反，要打倒邓书记，因为邓书记知道了他的烂事，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后来逐渐有许多人都知道了他的烂事。不收拾邓富贵，他决不收兵。

邓富贵被当作牛鬼蛇神，抓起来游街批斗了三天三夜，也没给他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啥的，只是剪了阴阳头、戴了尖尖帽而已，他就受不了，几次都想跳车畏罪自杀。在这关键时刻，重庆警备区的一个军官，带了一个排的解放军过来，活生生地把邓富贵救走了。

幕后黑手定是黄清国！黄清国是最大的保皇派！郑大庆恨的咬牙切齿。恰好这时815派内部分裂，他索性摇身一变，加入了“反到底”派。

重庆的兵工厂虽多，著名的大厂却只有四家，分别是长安厂、建设厂、嘉陵厂和望江厂，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人的规模。郑大庆看出了大趋势，黄清国所在的厂子，老8.15占明显的优势，而要扳倒他，就必须转投另一家大厂，因为在那里，“反到底”派的声势发展很快。

在8.15派看来，他是叛徒，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他在原来的棉纺厂，很快就站不住脚了。

经过与沙区的“反到底”头目联系，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转移和接应计划；可是郑大庆不清楚，他的队伍里，有人跟老8.15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句话，他被出卖了，他的行动计划，早已摆在了老8.15指挥部的桌子上。

地球人都知道，重庆的地形是座山城，但沙坪坝却是块平地。从沙坪坝要进入市中区，到了小龙坎，根据山型走势，就得分路：往左，经上下土湾、红岩村、化龙桥、李子坝、到达牛角沱，再经上清寺过嘉陵江大桥到江北区。往右，经马家岩、石桥铺、歇台子、大坪、浮图关到达菜园坝，通过长江大桥进入南岸区。

这天半夜，郑大庆指挥队伍往南岸区转移，才走到小龙坎，就被厂里的老8.15追上了，双方打成一团。就在这时，从南岸赶来的接应队伍加入了战局，而从江北赶来的支援队伍，也气势汹汹地杀到了。

两派就这样真枪实弹地干了一个晚上，打成了一锅粥，至天亮才停火，形成对峙局面，然后双方各自收尸，先去掩埋“烈士”遗骸。

这一仗，双方死亡134人，伤者不算。曾经身经百战的郑大庆，被一发高射炮轰死了，手下人勉强帮他凑齐了尸体。

由于重庆大学第二教学楼外面的坝子已无空地，815派就近把尸体掩埋到沙坪坝公园里。他们在这里有当权派“战友”。挖坑和埋尸的，都是“反到底”的“战俘”，埋的都是8.15 的“烈士”。后来在沙区公园里形成了占地达50多亩的武斗死难者陵园，共有113座坟，掩埋531人，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60岁。

2009年12月15日，这里被批准成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同时也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红卫兵”墓群。

当年8.15派的“政委”周家渝，后来坐了16年牢，出狱后每年清明都要来这里坐上一天。在他看来，这些年轻的生命，牺牲的都很有价值，“他们都是听毛主席的号召才起来革命的，应该视作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一样的英雄。”

当然这是他个人的看法。更多的人，把当年这些人视作愚昧的化身，说白了，认为他们比傻子还傻。

至于郑大庆的尸体埋去了哪里，无人得知。当时，各大单位都是自行掩埋，类似沙区公园这样集中的掩埋地，共有23处，包括建设厂清水池、重大、松林坡、体育馆、牛角沱大桥南桥头、朝天门码头街心花园等处，当年都有掩埋红卫兵的墓地，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被平掉了。

这里有一点插曲，值得追记。

2005年，沙坪坝区退休教师曾钟开始在墓地蹲守，进行穷尽式调查。“这是最笨的办法，但也最有效，就是在墓地等着，有人来上坟，就和他聊，然后这些死者家属就会一个传一个，帮我收集资料。”曾钟说。

“每一座墓碑后面，都有一个惨绝人寰的故事。”曾钟说。而对于这些墓碑后的故事，现有的研究却难如人意。

曾钟举例说，113座墓碑中有两座无字碑——建成就一直没刻字，他通过多次走访，终于弄明白了“无字”的原因：一对建设厂的夫妻，丈夫是“8·15”的高级干部，妻子是总部话务员，后因怀疑他的妻子是“反到底”间谍，两人分别被秘密处死。入葬时因为“间谍”一说并无实质证据，又不能按“烈士”的名分立碑，碑文就空了下来。

“这是一个与时间赛跑的工作。时间久远了，很多人记忆模糊。另一方面，当事人纷纷老去，有时约好了见面，要见面时却发现人死了，或者中风了，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十几次。”

除了时间的无情，研究者们的障碍，还包括几乎是群体性的冷漠和不理解。

1979年5月，著名诗人顾城跟父亲顾工到重庆采风，他意外走进这片年代并不久远，却似早已被世人遗忘的荒坟。

“泪，变成了冷漠的灰，荒草

掩盖了坟碑。死者带着可笑的自豪，

依旧在地下长睡。

在狂想的铭文上，

湮开一片暗蓝的苔影。”

——顾城《红卫兵墓》